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新论（2）

    一 从政策的动机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化具有调和性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被广泛地认为是经济民族主义最成功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接连发生了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事件，市场经济几乎覆盖了全世界。与此同时，在日本，经济的主体也向民间转移，政府能够控制的余地逐渐变小，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倍受指责。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以来适应现代化赶超阶段的日本经济发展模式遭遇严重挑战，所谓“结构改革”被提上日程。为了顺应全球化趋势，日本结构改革的方向必然朝向与其战后模式“相反”的自由化。那么，在日本，经济民族主义和自由化是否存在零和博弈的关系？很多的研究成果证实，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化不存在必然的矛盾。正如史蒂文·沃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在自由化和经济规制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更自由的市场”实际上需要“更多的规制”。

    经济民族主义通常是对一系列与贸易保护主义、保护幼稚产业以及对外国人的经济歧视相联系的干涉主义政策的流行表述，这些政策大多都是自由主义所反对的。但是，最近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学者提出，不要从政策的内容而是从其动机来认识经济民族主义，基于此，经济民族主义的传统表达方式被逐渐削弱，而应该指一种严格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中心和出发点的思想和实践，而不在于它们自己标榜什么（如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这就意味着，出于民族主义动机而实施的自由化和放松规制政策应该被视为经济民族主义的例子。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为了自由主义的动机而实施自由化和放松规制的政策似乎成为日本公共舆论的主流，现在仍然能够非常普遍地听到经济学家、记者、企业家和政治家呼吁给予消费者自由和构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但是，日本的各种经济政策巧妙地把这种渴望自由的公众情绪引导到“爱国主义”上，通过对受益于自由化的特定社会群体的自身利益冠以“爱国主义”标签，在政府文件中“新古典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点和谐共存。从日本历届政府以及目前安倍内阁的经济政策和战略来看，为了实现经济民族主义动机和目标而实施以自由化和放松规制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