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将去往何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种逆全球化思潮、反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再到2017年美国保守的特朗普政府的上台，以及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兴起，逆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涌，大有扭转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之虞。

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成为了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特朗普执政以来，在“美国优先”政策指引下，陆续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国际协议，大打贸易战，倡导中美经济“脱钩”，并试图亲手改变二战以后由它建立和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的一系列逆全球化行动将把世界带向何方，这是值得所有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思考的重要课题。

今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逆全球化在疫情的助推下对全球供应链造成重创，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脱钩”。甚至有舆论声称，新冠疫情将成为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全球化进程将因为疫情而彻底扭转吗？面对疫情推高的逆全球化浪潮，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编者手记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大楼。受新冠疫情影响，3月9日，纽约股市开盘出现暴跌，随后跌幅达到7%上限，触发熔断机制。

世界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侵袭

徐秀军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商品和资本的流动、科技和文明的进步、各国人民的交往，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这说明，经济全球化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并导致了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思潮。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而从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和内涵虽然会发生新的变化，但仍将是世界不可阻止的时代潮流。

日益加大的逆全球化挑战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挑战日益凸显，并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乏力。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显示，2015年和2016年全球货物出口总额连续两年负增长，分别为-13.5%和 －3.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0年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额年均增速达20.2%，而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间，FDI流入额年均增速均为负增长。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中，内顾倾向加大，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进展减缓。

在欧洲地区，英国脱欧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随着英国脱欧谈判的启动，欧洲主要大国在理念上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分歧已难以弥合，并由此大大增加了彼此之间政策协调的难度；另一方面，面对英国脱欧后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欧盟难以出台新的促进政策和规划，也难以引导各成员采取更加有效的一体化行动。

在北美地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了具有明显排他性特征的新版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USMCA）。相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墨加协定》没有将“自由贸易”作为核心内容，而是大幅增加了有利于美国的条款内容，并增加了普遍被认为针对性和排他性很强的“毒丸（poison pill）”条款。

在亚太地区，虽然区域合作取得新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消极因素。2019年11月4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宣布，15个RCEP成员国已结束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并计划在2020年签署协定。12月初，RCEP法律文本审核正式启动。但印度因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能否在其他成员签署协定时加入RCEP仍存较大不确定性。

同时，全球治理进展缓慢。尽管一些全球治理机制积极寻求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的对策，但因一些国家的阻扰而未能在重要问题领域达成新的共识。首先，在2019年6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大阪峰会上，G20领导人聚焦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创新、环境与能源、就业、女性权利、可持续发展、全球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在会后发表《大阪宣言》，但由于缺乏有约束力的规则和有效的行动，此次会议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塑造贸易投资动力、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改革国际经贸机制等问题上，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其次，尽管G20领导人重申支持WTO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提高其职能，但在原有规则的修订和新规则的制定上都远未形成一致意见。并且，由于美国的阻挠，WTO上诉机构长期不能维持正常运行。最后，美国在G20峰会上重申其决定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在2019年11月4日正式通知联合国要求退出，给全球气候治理蒙上阴影。

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潮流的抬头，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图为2019年夏季达沃斯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内场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未能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并给世界经济增加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在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中，收入和财富不均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据有关统计显示，当前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全球公认的0.6这一“危险线”。根据瑞士信贷研究所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世界45%的财富，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世界82%的财富。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拥有全球40%的百万富翁（资产在百万美元及以上）；在全球排名前1%的富翁中，有40%来自美国。

为此，一些国家将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大力推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人为阻断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贸易政策上采取了更加强硬且力度更大的保护主义措施，从而导致全球面临的逆全球化挑战更加严峻。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都不能仅凭一己之力解决自身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解决和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不能因噎废食，而应不断加强国际经济的协调与合作，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体系。同时，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迫。

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将其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全球性大流行病”，并将其风险等级提升至“非常高”的最高级别，新冠疫情无疑将对经济全球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的冲击。疫情发生后，商品、服务和人员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因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而受阻，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经济“脱钩”。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世界经济将出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糟糕局面，经济增速将跌至-3%。全球需求急剧萎缩不可避免地导致贸易的大幅下滑。2020年4月，WTO《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下降13%～32%，降幅将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低增长水平。并且，产业链较长的电子产品和汽车贸易可能会下滑得更为剧烈。除了疫情在客观上导致的产业链断裂外，一些国家还出现了要求同其他国家实现产业链全面“脱钩”的呼声，甚至已转化为加速全球产业链“脱钩”的政策举措。经济全球化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脱钩”将难以避免。在经历疫情后，各国都提高了对经济过于依赖外部的警惕，这可能引起“脱钩”政策的盛行。甚至有人认为，疫情为全球经济“脱钩”提供了测试。一些经济上对外较为依赖的国家开始反思各自的产业政策，以减少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今后一段时间内全球经贸依存度下降以及全球产业链的断裂。但从长远来看，疫情中加速成长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将会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增长点。近年来，在线科技、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的加快运用，推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将倒逼各国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加速成长，依托这些新技术，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将会在重构中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以新的形式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美国为何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陈曦

逆全球化从来就不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可以说从全球化开始之时，制约全球化的力量就相应存在，由此造成逆全球化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在历史上，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使当时世界各国普遍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对自由贸易造成了严重打击，甚至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低迷，也一度爆发了逆全球化浪潮。自2017年以来，新一轮逆全球化愈演愈烈，这一次美国成为了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美国愈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导致“占领华尔街” 运动于2011年9月17日在纽约爆发。图为2012年3月17日，“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届满半年，大批示威者前往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游行纪念。

美国推动逆全球化的表现

美国推动逆全球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开始陆续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国际协议。退出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退出的多边国际协议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全球移民协议》《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这种“退群”行为无疑是在破坏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第二，从2018年年初起，美国针对中国等国家发起了贸易战，尤其以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最为激烈。中美贸易战由美国主动挑起，并且不断升级。美国在此过程中数次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迫使中方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除中国外，美国还对自己的盟友，如欧盟、加拿大等发起贸易战。贸易战给全球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带来严重打击，对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美国逐渐强化边界的重要性，加深国内的反移民倾向，搅动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特朗普上台后，推动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筑隔离墙。他不断强调“美国优先”的信条，激化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在对待移民的政策上也相较以往开始收紧。随着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势头的上升，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不断向主流渗透。美国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兴”已经反映在美国内政外交的多个方面，削弱了长期在美国占据主流的全球主义的影响力。

美国推动逆全球化的多重因素

美国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绝非无的放矢，而是其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

在国内层面，满足资本扩张的需求是决定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主要原因。资本扩张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这一过程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资本在市场环境下流动，实现对资源优化配置，追求最大利润，这是资本的特性所决定的。但是，目前美国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逐渐陷入了一个难以脱身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影响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美国企业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将制造业外流，从而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后果就是制造业的空心化。与此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快速发展，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实现了制造业升级，对美国曾经的制造业优势地位造成极大的冲击。虽然美国一直掌握科技研发和金融上的优势，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但是却无法通过本国制造业实现发明创新的量产。因此，美国现在重新倡导制造业回流本国，减少对其他国家制造业的依赖，正是出于这样的资本逻辑——改变已经形成的全球产业链闭环，重新实现其资本扩张带来的利益最大化。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美国推动逆全球化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国内社会保护运动带来的压力。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描述了市场扩展与反向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构成的“双重运动”。放任市场经济不受限制的发展会引来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使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的行业和群体免遭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侵害。美国国内的情况正是如此，受全球化形成的世界市场的影响，其国内竞争力较弱的行业资本和劳工利益受损，这一部分人正是代表了反对全球化的力量。特朗普积极推进制造业回流既能缓解这种社会保护运动带来的压力，也能争取到这类人群中选民的支持。

在国际层面上，美国之所以成为逆全球化的倡导者，是因为它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外部安全压力。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一份月报显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这将导致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重要改变。与以往情况大相径庭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接受外国投资时，正在将国家安全因素更多地考虑进来，这将会影响到美国的诸多决策。毫无疑问，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改变将对世界其他国家带来深刻影响，首当其冲的正是被美国认为“头号对手”的中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逆全球化的举动也可以理解为美国的“去中国化”行为，以此消除所谓中国带来的安全威胁。

美国感受到外部安全压力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与其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霸权地位逐渐衰落密切相关。二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作为霸权国，美国维持了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建立了“美元霸权”下的经济秩序。虽然美国建立这一秩序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起点，但是客观上它却为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让许多国家能“搭便车”。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推动了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红利，而美国认为享受到这些红利的国家反过来成为了其竞争者。不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后来的欧盟，还是现在的中国，都是美国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竞争者。中国同日本和欧盟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在安全上不依附于美国，这令美国的担忧加剧。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的加深，美国认为过去的体系和秩序已经不是最有利于自己的。这个时候，改变自己一手建立的秩序反而对美国更加有利。逆全球化行动就是美国为此采取的重要举措。

本组文章刊登在《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

责编：范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