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新论（3）

    （一）从在全球化中维持国家或民族生存的动机出发采取自由化对策

    在日本以往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当中，经济全球化通常被认为是对日本的一种威胁。但是，面对外部威胁、为了国家生存的目的而实施自由化政策在日本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例如，理查德·塞缪尔斯就认为19世纪80年代初松方正义的私有化改革与“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想通过国内的自由化来避免日益增加的外国资本对日本产业的控制。

    “安倍经济学”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先见效的政策就是通过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力促日元贬值，而这正是威廉·格莱姆斯所指出的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日元国际化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的一种防卫性反应的具体表现。现在日本政府在对待日元问题上还残留着把全球化视为威胁的想法，日元在国际上尤其在亚洲更广范围的使用实际上是作为保护日本免受全球金融体系不稳定影响的一种手段而被推动的。

    （二）为应对外国政治压力的动机而实施自由化和放松规制政策

    为了维持或巩固在世界体系中的力量和地位，在主要利害关系国家或组织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相应的经济政策调整，这是经济民族主义传统上的主要内容。近些年，虽然在对日本自由化过程的研究当中更多人认为“外压”的作用在减小，外部压力是与日本国内的改革力量相互作用的，但是，日本政府往往还是愿意把“除了迎合美国的要求外别无选择”等外部压力，作为排除自由化阻力的借口。这进而在日本形成了一种倾向，即改革者尽量避免直接提出支持改革计划的自由化要求，而更多地通过日本与强有力的国外行动者的关系以及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等外部压力来表达对自由化的要求。

    这在安倍内阁决定参加由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在日本国内以农业等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极力反对加入TPP，但“安倍经济学”更多考虑的是大企业利益，再加上对TPP的政治诉求，其实，安倍内阁是“愿意”加入TPP的。但是，安倍内阁为了排除阻力，还是极力营造在日美同盟外交基轴下对美国建议其参加TPP谈判做出积极回应是其唯一选择的气氛。

    （三）为了提高关键部门或经济总体竞争力的目的而促进自由化

    国内外学者对提高企业和国家的全球经济竞争力与经济民族主义的互补关系进行了阐述。面对无法回避的全球经济竞争潮流，在“不能赢得全球竞争，日本就会崩溃”的逻辑下，安倍内阁开始把赢得全球竞争诉诸为国民的民族主义感情，营造为了赢得全球竞争而必须不断地支援“日本企业”的舆论氛围。这样，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就不再是对立的，是为了赢得全球竞争而动员民族主义意识，用民族主义支持全球竞争。“安倍经济学”非常重视提高大企业乃至经济总体的竞争力，由安倍本人担任会长的“产业竞争力会议”是指挥日本经济改革的“司令部”，另外，安倍非常重视经济产业省，正因为此，安倍内阁被喻为“经济产业省政权”。经济产业省的主要任务就是转换日本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