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女考古学家安可和中国的宝藏情缘

2016年，成长于德国，又经中国、美国求学的安可教授（Anke Hein）受聘成为牛津大学中国考古学教授。自从2006年开始，她就跋山涉水，在中国西南的“穷乡僻壤”里参与了多个考古项目，下至江西萧江畔的商代吴城遗址，上至四川九寨沟的新石器时代高山聚落。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她结合传统中国考古的严谨和当代科技考古、环境考古的新思路，揭开边缘地区史前部族尘封的历史。作为东亚考古学会主席，她致力于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和跨学科研究、推动考古学的公众教育。

安可也是一位三岁女孩的母亲，和先生一家三口定居英国牛津。《欧洲时报》记者近期对安可进行了专访，她全程说着流利的中文，讲述一位外国女性投身中国考古的难忘经历。

扎根考古前沿，心系“边缘人群”

安可从牛津大学考古实验室迎了出来，穿着修身的红黑色裙子，头发挽成一个髻。初见之下，这位清瘦的德国教授显得严肃而内敛，但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她像个初到考古工地的学生似的兴奋地比手划脚起来。

安可的办公室里，占据两面墙的大书架上摆满了书和陶器、瓷器，桌上放着几架拙重的黑色显微镜。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她的工作时间都献给了书本和实验仪器。但她时时心系考古前沿，因为只有在前沿才有机会和当地人交流。

刚上大学时，安可也不确定学什么，只因“从未接触过、在未来有潜力”选择了中文和中国研究专业。2001年，20岁的她去北京大学交换了一年，更坚定了对中国的兴趣。不过她发现，比起有文献记载的王侯将相，她更关注那些史上无名普通人。于是安可转而学习考古，致力于研究地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边缘人群”。2006年，她再次回到中国，这次是以考古学生的身份，师从北京大学教授、四川考古专家孙华教授。自那时起，她就流连于中国大西南的山川之间。

安可第一次深度参与发掘是在江西吴城遗址。江西吴城遗址是一座连接中国南部和中原地区的大型商代中晚期都邑，出土较完整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还发现了原始青瓷，颠覆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考古现场引起周边农民巨大的兴趣，常有人过来看，他们开始最常问的一句话是“这个东西值钱不值钱？”。农民不理解，考古队开销不菲，如果只挖出一些破碎的瓶瓶罐罐，不是太不划算了？后来他们渐渐从考古队那里了解到吴城文化的重要性，不解变为骄傲。吴城村的村民会跟远方来的人说：“这是我们古老的历史！”

这次发掘让安可找到了考古学家的使命感。她说，吴城村的村民和曾经居住在吴城的先民一样，没有人记录他们的故事。而考古学让全世界、也让本地人了解到先民的衣食住行，这是考古学家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此后，她在中国史前考古领域日益精进，今年一月刚作为第二作者发表了一篇关于辛店文化的论文，反对“辛店文化是农耕社会转型为游牧社会的典型案例”这过于简化的观点，复原了辛店社会选择性保存和吸纳动植物的模式。

驱使安可终日与尘土和陶片为伴的好奇心同样驱使她深入民间、留意当地人的生活。在吴城村，安可和其他考古队员借住小学教职工宿舍，四把椅子拼起来、上面盖一块木板就是床了。窗子关不上，一月的夜晚很冷。她是唯一的女生，一个人住一间，按理应该比六人间的男生住得更舒服，但她却羡慕男生可以“抱团取暖”。回忆起简陋的物质条件，她并不叫苦，还强调考古队受到的已经是高规格待遇了。他们有位专职厨师，烧饭“特别好吃”，而且“每天都吃肉的”。相比之下，小学的孩子们“很可怜”，只有白米饭和泡菜吃。

这些从小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很少见到外面来的人，只要穿得和本地人不一样些，就十分稀罕，所以他们对考古队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安可这个外国人反而没那么惹眼。

中国的风土人情“非常有意思”

除了学术上的钻研，考古更牵涉到前沿的“运筹帷幄”，因此安可得以见识许多中国乡村的风土人情。由于发掘往往占用了农民的土地，考古队会从农民手中把地买下来，再花钱雇民工帮忙发掘，如此形成一个闭环。这个过程中，免不了“讨价还价”。有时，农民会提要求：“多给点钱啊，太辛苦了，现在米饭越来越贵了，买不起了。”这时就考验考古队负责人的谈判能力了。在吴城遗址，一位领队是本地出身，从小作为民工参与发掘，后来进了考古研究所。他每次都能看出农民的抱怨是确有其事还是讨便宜的手段。

安可觉得这些谈判“非常有意思”。后来，她也在四川金沙遗址、大凉山彝族自治州、九寨沟、甘肃洮河遗址等地参与过考古发掘，每个地方风俗不一，“讨价”方式也千差万别。

除了和农民打交道，考古队当然还要和当地领导打交道。江西吴城遗址是一个自从1973年起就在发掘的长期项目，安可到达时已经十分成熟，所以不需要见领导。后来她在大凉山彝族自治州参与一个调查项目，追寻一个定期徙居的部落遗址，一个多月去了四五个不同地点进行“试掘”——也就是挖掘两个4×4米的探方，通过剖面初步观察文化现象。

在那里，安可初次接触中国的酒局文化。每到一个县，考古队就要先和当地领导见面、喝酒。安可倒不被劝酒所苦，因为自己是女生，喝酒又很容易上脸，每次喝上一点，一脸红，领导就说“可以了”。如果实在劝得厉害，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的那些“大哥”会帮她喝。然而安可发现，当她自己有了考古项目，需要去发展、维护当地的关系，“烟酒社交”就成了一道障碍，因为抽烟喝酒是非常男性化的“仪式”，女性很难完全参与进去。不过现在抽烟喝酒没有以往那么厉害了，也许今后还会逐渐改善。

考古前沿工作让安可深入了解了中国丰富的地域文化、了解中国的人。“这是留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做不到的”，她说。

四个月女儿抱去前沿，“农村带娃很容易”

在考古这个长期以来由男性主导的行业，越来越多如安可这样的女性正在开辟自己的天地，然而婚育问题带来的挑战不可小觑。安可指出，现在学考古的已经是女生居多，但未婚未育的女生找工作时处于劣势，即使找到工作也面临“玻璃天花板”，且常被安排到实验室而非前沿。这是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但考古尤甚，因为人们认为女性不适合长期离家、不适应艰苦的前沿环境、不擅长和当地人打交道。

安可现在已经是一位事业有成的考古学家，但她也不得不兼顾母亲和考古人的身份，把孩子带去前沿。2019年，安可四个月大的女儿得以一游九寨沟考古发掘现场。在调查阶段，只要不是特别危险的地方，她都会抱着女儿去。开始发掘了，她把女儿放在工棚里，一边画图一看孩子，偶尔有人帮忙时她也会自己去挖土。她豁达地表示，反正人不可能一天九个小时都在工作，照顾孩子也算休息：别人抽烟，她就照顾小孩儿。当时有一位女同事也是带着孩子来的，孩子六个月大。

“强悍”如此，带孩子考古仍非易事。四个月不会走路也就罢了，等孩子长到三四岁，能够满山乱跑，“那就麻烦了”。恰好这两年疫情期间她无法去前沿，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但她也不知道之后该怎么办。

谈起这件令人震惊的“壮举”，安可一再强调“在农村带小孩真的很容易”。农民每天要干活，不可能匀出人手来专门在家带孩子，所以到处都有小孩，大家也乐于相互帮忙带孩子。当她有工作丢不开手，旁边总有叔叔阿姨说“我抱一抱好吧？”

安可表示，在农村环境下，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有城里人才会觉得“疯了吧”。这种开放、谦逊的态度也许来源于考古学的熏陶。比如，学界曾经认为九寨沟到明清才有人类居住，实则那里新石器时代就有人以耕种、狩猎、畜牧结合的方式为生。只因现代人很难想象农业以外的生存方式，并不意味着古人也是如此。处于“中心”的人，不应该根据自己的经历来臆测“边缘”群体的生活。

一旦回到中国，“就好像没有离开过”

中国是安可的工作重心，她曾认真考虑过移居中国，无奈先生中文不好，搬去中国会比较困难。她对“女性应该跟着男性的事业走”这一世俗观念表示无奈，好像妻子就应该无条件跟着丈夫辗转，但男性的牺牲总有限度。安可说，先生从美国跟她来英国，已经“很好”，并且也表示必要的话愿意去中国，但她知道勉强之下先生会郁郁不乐。正好2016年她得到牛津这份长期的工作，综合之下英国成了最好的选择。

因为新冠疫情，安可自2019年12月之后就再未踏足中国。她开玩笑说自己有“中国戒断症候”。在北京学习、居住多年，这座东方城市已经成了她的另一个家。父母现在不在德国老家居住了，她不常回去，倒是北京魂牵梦萦。

记得大学时代刚到中国时，孙华教授不仅提供了学术上的指导，还嘘寒问暖，关照她吃的够不够、住所有没有问题，给予她父母般的温暖。那些一同参与考古发掘、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也成了安可的亲密“战友”。每次她到中国，都会和这些师友见个面，聊聊天，“肯定会一起吃一顿饭，肯定会”。

这两年，安可十分想念他们，微信上自然会时时问候，春节也必定会相互祝福，但相隔千里能说什么呢？只有简单的寒暄“最近怎么样？——还好还好。”不过她相信，一旦能去中国，“就没有任何问题，就好像没有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