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梦孜：“一带一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风险评估及应对

摘要：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有一项不可忽视的要素，即风险评估。从一般意义而言，能否准确评估、有效防范与化解这些风险与挑战，直接攸关“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本文从“一带一路”项目特性、总体性风险、具体风险、风险演变与管理几个维度来分析评估，厘清具有代表性的风险因素，用辩证地眼光看待风险，应对风险并化解风险。

哈萨克斯坦石油化工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图 新华社）

在评估风险与挑战时，仅仅从一国国内某一阶段的状况来取得依据，显然是不充分的，因此对风险与挑战的演变过程，仍需要予以足够全面的分析。

一、风险演变

风险可以是单一性的、孤立的，但更具传导性与联动性。“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项目特点决定其风险具有类推性、传导性或联动性和整体性。由于项目投资规模偏大，一旦遭遇风险，其所受到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风险评估的板块设计是相对固定的，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对风险的界定与判定同样重要，决定风险积聚、演变直至最终表现的过程与程度。根据对既往经验与现实案例的实证研究，“一带一路”风险评估尽管有不同的板块设计，但总体风险演变会大体经历如下路径。

（一）渐进的路径

渐进的路径主要衡量风险存在的概率。一般而言，整体风险从无到有，从分散到集中，或者经过积聚，从小到大突然升高，也可能恢复平衡甚至逐渐减缓。随着“一带一路”项目推进，相关配套项目会相应增加，合作程度会进一步加强，这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需求决定的。世界经济平稳顺利发展时期，“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可能相对顺利，但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增速疲软，各类结构性矛盾积累较为普遍且一时难以根本化解，因此，“一带一路”项目推进可能受到影响。过去不太突出的风险可能逐步积累，或者由小变大。

从长远来看，2017年全球经济金融机构对世界经济的评估趋于乐观，即在摆脱近10年的长期平庸增长后，世界经济不再如同W型复苏态势一样反复，而是真正触底回升。这种评估决定全球经济环境会存在阶段性不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风险存在起伏。例如，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大跌之势已然扭转，对一些从事能源、资源项目的企业而言，在经历痛苦的支撑之后，可能迎来项目收益提升的前景。一些与中国开展资源类合作的企业，或者一些依靠资源驱动的国家的经济同步好转，也可能面临更好的出口前景，其融资、还贷还债能力也会同步上升。

风险渐进演变路径所呈现的弹性，说明“一带一路”建设这一较为长期的工程总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从事项目建设虽然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但如果有不断进取与避险的韧性，其长期前景仍是可以审慎乐观的。

6月24日，中国港湾承建的马累维拉纳国际机场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 （图 新华社）

（二）联动的路径

联动性说明各类风险板块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相互影响的性质。有时，各类风险相互交织，相互传导，相互激发，甚至形成整体负面的局面，由此构成的整体风险严重程度难以承受。

一些国家经济形势不好时，对项目建设的负面宣传就会上升，如利用竞标过程的环境问题、工作条件等夸大与发挥，宣传债务负担加重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程度，使“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当风险显示出一种整体正面反应时，经济层面风险系数降低，项目推进带来的就业、民生改善及经济发展，可以抵消其反对势力对项目建设的无理攻击。安全环境改善，可促进滚动项目更快更全面地展开。

外交关系的提升也有助于达成推进项目建设的共识，即使面临第三方的干扰，亦不会从根本上冲击项目建设本身。一国政策、法律、规定及宏观条件的改善也使投资者更有信心。而一旦项目建设带动经济发展，民众对提升生活水平的渴望、对不想倒退走回头路的诉求就会进一步突出，沿线各国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亦会逐步提升。

（三）跳跃的路径

跳跃性的路径有别于渐进式的风险，偶然性、即时性、突然性的环境与条件改变，易形成突变性风险。其间可能是突变性的空前不利，也包括突变性的峰回路转。其大部分演变路径依常规可以预测或识别，如战争风险，需要有军事动员与准备，双边关系矛盾积聚到交恶甚至出现严重对抗等接近临界点，一般都是可以预见的。这种预见过程，为风险规避提供时间上的便利。但有些结构性突变却不可预测。

“一带一路”所经地域、国家在出现交叉风险时，往往出现跳跃性状况。比如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就使全球减排努力突然遭遇挫折。再如当油气价格较长时间处于低位，新能源的开发与节能减排的压力就不可能变得更为突出。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际产能合作的动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当地区合作机制遭遇突变，对其机制的命运也将产生突如其来的影响，新机制的产生及后续运作，对地区合作与价值链的重塑或提升可能产生不同以往的影响。

风险挑战的演变成分十分复杂，其路径也是各种各样，程度亦有所区别。中国企业是在不断摸索中“走出去”的。这一过程虽然历史不长，但还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个别企业对外投资建设尽管存在盲目性，但总体上中国企业对风险是有感知的，了解并熟悉风险的传播路径。在进行短中长期项目规划时，既需要注意特定时段的风险因子形成与变化，也需要注意风险因子的渐进、联动与突变，为应对可能的风险或把握有利的机遇提供充分的依据。

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轨枕生产厂区（图 新华社）

二、风险的可控性

风险可控关注的不在于是否存在风险，而是在出现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可度量的风险时，能否化解或者减少风险，或者使风险造成的损失在可承受的程度之内，这样才可以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尽管风险古已有之，但对于风险可控性的研究仍显不足。风险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时间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一般认定，“真正现代意义的风险管理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风险管理学才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风险管理学涉及的领域众多，其发展为应对风险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也取得了一些经验。例如，成功的风险控制需要不断地应对已知、未知和不可知。

就具体的项目风险而言，风险控制仍需要遵循一般的原则。首先是控制损失。项目开展前进行风险评估时，确定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可接受的损失程度；在事中和事后，即在项目建设（执行）与运营阶段，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采取措施止损。如视情况缩短或延长建设周期，重谈注资条件和债务安排。其次是风险转移。通过合同和保险，使项目建设风险由其他方承担，充分利用信用保险，从而分散经济主体或项目承建者的风险。其三，风险消化，或称风险保留。即在有关项目发生损失的时候，项目主体可以通过自留资金或保险进行支付或抵付，从而使项目继续执行。最后是风险回避。项目在风险十分不确定时就需要谨慎介入。如果投资方或建设方，（执行方）既无能力消除或通过其他办法转移风险，也无法承担风险造成的损失，或者无更好的替代项目，就需要果断回避，拒绝介入。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新事物，其项目的集成性与广泛性，使现代风险控制理论难以提供足够的依据。个别风险的发生是正常的，也存在不可测风险，因此，“一国一策”方案中，风险评估与应对构成必不可少的内涵，而严密的风险控制则是关键。

在风险控制方面，最重要的是，要防止联动性风险升级，特别是要防止项目风险外溢，形成类比效应，及至出现系统性风险，避免因系统性风险影响集成性项目广泛而顺利地推进。在企业层面，项目执行与滚动推进时，对项目风险的评估与控制要逐步严格。整体上，“一带一路”建设需加强风险评估、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建立有效应对机制，细化工作方案，确保有关部署和举措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项目执行单位和企业。

4月11日，中斯检修维护人员在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燃煤电站工作（图 新华社）

三、风控能力与风险观

值得肯定的是，对国家风险的评估正在得到重视。传统上，国家风险主要指政治风险，因为政治原因导致合同变更、或者因政治社会危机影响项目无法执行。利比亚危机时，中资企业几乎整体停工撤出，就是如此案例。然而，在实践中，单纯的政治风险概念局限性日益明显，它不能覆盖日益丰富的国家风险内涵。因此，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外交及实施层面的国家风险评估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评估机构开始把国家风险逐步取代政治风险进行风险评估，并使之成为各国出口信贷机构（ECA）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国家风险中的主权信用风险作为衡量各国无风险收益率的基准日益受到重视。基于此，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年度出版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为企业的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出口信用保险企业为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对冲。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要提升信用担保的覆盖面，既需要信用担保企业加强能力建设，注意利益平衡，也需要企业提高风险意识，使企业生产经营置于风险保证范畴，行稳而致远。

风控能力的建设是一项国家工程，中国具备其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一是可以建立并完善顶层设计与协调机制。海外利益保护即使具体到处理一件突发事件，也需要多部门迅速协调展开，中国集中统一的国家体制为此创造了良好条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肩负此一项职责，可以更好协调与决策。二是中国文化中有辩证的风险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举一反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都多少折射中国文化中的风险观。基于此理念，可以辩证看待风险利弊。三是逐步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建设国家、企业层面的风险评估体系，以及培育具备专业素养的风险研究机构成为建立这种风险评估体系的可靠保障。四是安保力量“走出去”。通过购并、租赁、合资合作，中国安保力量已经“走出去”，通过逐步完善法律及相关制度，安保力量可以发挥一定的护卫作用。2017年7月中国海军进驻吉布提基地，开创了一种中国维护地区和平、人道主义救援和撤侨等海外力量布点的新局面，这有利于总体上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提供实质支撑。

随着经济进步与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应对境外风险的能力也在提升，运用政治、外交影响力和包括外援在内的经济手段的能力增强。这种能力的增强可以更大程度确保我国在外各类人员、企业、项目和资金安全。做好各种风险评估，做实风险防范与应对预案，防止间接风险演变为直接风险，防止一般风险上升为战略风险，防止局部风险演变为整体风险，防止行业性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防止短期风险演变为长期风险。

（作者：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一带一路报道》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