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大加勒比地区的合作

提要：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源远流长，尤其是与加勒比国家。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与大加勒比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密切。古巴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而巴拿马、萨尔瓦多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则成为中国最新建交国成员。经过了70年发展历程，双边关系新纪元正在开启，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基于正在逐步兴起的“优势共享”理念，这个新时代亦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合作模式。中国与大加勒比地区关系发展所取得的经验能够展现一个新的协同合作方式。本文立足于大加勒比各经济体在同中国构建相互融合模式中发掘的机遇，并着眼于两个具体案例：“一带一路”下的古巴和多米尼加，并以“双赢”原则为基础，对在特定领域深化同中国的关系提出建议，主要包括交通、电信、工业、贸易、能源、旅游、建筑业、金融、卫生和教育等领域。

一、前言

1949年，如同其他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成为20世纪世界发展史上最具重要性的事件之一，中国迄今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为此提供了诠释。在当今全球生态下，尤其是极端势力正不断对世界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之际，中国则致力于构建面向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仅包含内部改革，而且关注与世界的关系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大加勒比地区尽管在地理上与中国距离遥远，却出现了西半球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古巴。古巴在1960年承认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他一些加勒比国家也在之后数年相继为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历经70年的发展后，同大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开启了新纪元。大加勒比地区包括加勒比岛国以及位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加勒比海沿岸国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逐步推进，但在该区域所涵盖的13个国家中，仍然有8个尚未与北京方面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中国在这一地区优先发展关系的考量产生影响。

自2017年年底至2019年年中，为了加入“一带一路”，巴拿马、圭亚那、安提瓜和巴布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克、格林纳达、苏里南、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巴巴多斯及牙买加与中国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一直以来，这些加勒比国家对华关系秉承日益密切的协同合作理念。这一行动相当程度上是双方顶住外部压力，深化政治、经济甚至安全对话，开启了双边关系的新篇章。

鉴于中国和大加勒比地区之间的联系与日俱增，加之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美国加深了对北京方面的关注与敌意。这给域内一些国家带来了压力，尤其是美国限制中国台湾地区对该地区有条件的支持力度。在台湾地区的17个“邦交国”中，该地区国家就占8个，包括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伯利兹、海地、圣文森特与格林纳迪斯、圣基茨和尼维斯以及圣卢西亚。由于担心这些国家会相继与其断绝外交关系并与北京方面建交，2019年7月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到访海地、圣文森特与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维斯以及圣卢西亚。此行中，蔡英文在圣卢西亚抨击了“一带一路”，其论调与美国如出一辙。更有甚者，一些西方言论试图将“一带一路”与20世纪美国为重建欧洲而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相比较，尽管二者存在截然不同的差异性。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重建欧洲，而且寻求扩张自身影响力。如果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庞大的预计成本总额，该倡议可能超过马歇尔计划，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发展项目。尽管二者可能存在一些共同因素，但其差异更为显著（见表1）。

尽管存在一些反对之声，但大加勒比各国加入“一带一路”表明该地区希望深化与中国关系的诉求，这反映了同中国合作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鉴于一直以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已在致力于优化对该地区的参与方式。尽管从根本上来讲，传统投资直接指向自然资源采掘部门，但自2015年以来这一行为模式有所改变，中国资本近年来更加集中在电力、制造业和其他基础设施领域。鉴于此，相互融合的各国获得了发展条件。

应当强调，中国一直在完善其行为模式，以寻求更大的认可。批评总是存在的，特别是那些试图找借口质疑中国的人。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取得的进展导致那些不甘于看到自身能力在该地区遭到削弱的相关方日益衰落。当前，北京方面深化合作的方式之一是收购外国公司，特别是在那些开启私有化进程的国家，但在大加勒比地区，这并非总是最理想的方式。

二、“一带一路”及其在大加勒比的“优势共享”理念

“一带一路”提出的目标之一在于推动地区一体化及其与其他进程的相互关系。中国与其中一些已经签署了协议，如欧亚经济联盟（UEE）、上海合作组织（SCO）或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但在拉美地区，要取得更大的进展，必须促进一体化机制合作。应当指出，如果考虑到大加勒比地区包括加勒比岛国和中美洲，那么在拉美19个“一带一路”参与国中，有13个属于大加勒比地区。因此，我们不仅应考虑双边层面的合作，还应重视加勒比国家联盟（ACS）和古巴—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框架。

中国已经有能力承担社会福利项目，并在“一带一路”推动下通过与一些一体化部门的合作，将其引入参与国。中国在该倡议下提出，要在互补性和规避失衡的基础上深化一体化进程。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仅仅将一体化作为一种服务于商业活动的手段，或作为通过贸易为国家之间的外汇转移提供便利的手段，那么将导致国家对民众社会经济问题的忽略，进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国内反民族势力与国外资本的勾结，并衍生出一种反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进程。新的一体化概念必须包含人类可持续发展理念。这意味着，在国家和区域社会关系生态中，经贸关系服从于发展需求。理论上来讲，“一带一路”对其进行了界定，但这需要在实践中体现。

仅为提高国内外大规模资本收益服务的一体化并不会使大多数人受益，进而缺乏社会合法性，这是由于那些民间组织、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只起到了使社会一小部分富裕的作用。“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新的相互关系范式，其中，每个人都能够在互惠互利的将来实现共赢。但这必须诉诸于实践而非仅停留在话语中，这样才能获得合法性。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相互连通的民意根基必须得以巩固……中国支持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对话，欢迎各国人民之间促进文化交流，支持对维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共同诉求”。

在新的双赢合作模式中，中国将绝对优势与相对优势转化为共享优势，引入“一带一路”参与国，而各参与方也将同样为之。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具体的案例是古巴和中国的关系。以推动社会发展为前提，中国无条件地为古巴提供了数字技术，而古巴在生物科技部门也做出了同样的分享。换言之，这是基于互利共赢考虑的典型案例。

一个具有合法性的一体化进程无法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被设计，后者支持“区域性劳动分工”，即一些国家不惜以另一些国家的衰退作为代价谋取自身发展，这与国际层面传统的全球劳动分工相似。一体化意味着粘合、连结各个部分，从而形成一个整体；而分割代表着各国的分化、分离，进而使每个国家都仅关注自身利益。一体化旨在联合各方，以实现“优势共享”。基于这一准则，“一带一路”应运而生。

正是这一点成为“一带一路”的创新之处：寻求“合作或优势的共享性”，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优势共享”是人类为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创造社会再生产条件而进行的一种斗争；在这种形式的一体化中，社会政策意味着各国之间的融合，以分享基于共同的地缘、自然和历史条件，或经济同质性或人口规模相似性带来的益处。这些因素共同融入一项发展战略中，进而提供了世界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优势共享”意味着，出于对人民利益的考虑，各国联合起来分享其自然和社会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这一理念的“一带一路”目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的市场机制兼容，而与此同时，国家有必要提供调控杠杆以规避可能产生的失衡。政府能够在消除差异与不均衡方面发挥作用。在“一带一路”下，各国所秉持的利益类型和经济发模式均不同。而“一带一路”倡议则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构建和谐世界的愿景，以及在全球化新时代传统精神的开创性发展，其中，世界各国荣辱与共，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放弃“丛林法则”、霸权主义和“零和”性质的政治权力游戏，以“双赢”模式取而代之。

“一带一路”推动了合法的一体化进程。这意味着各成员国在人类发展的基础上，将其经济发展联合在一起，旨在寻求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人力和物力资源，开拓市场。它关系到决策性核心变量的加强：即那些既能提升与世界其他国家协商的能力，又能夯实国内市场基本面、就业水平、平均工资和国家投资的变量。

既有的一体化进程采用了传统的一体化和贸易理论，在当前的条件下，注定了它们将在中期发生危机。现有的经验则印证了这一点，对此，东盟（尽管正面临挑战）应算作一个例外，因为其在传统一体化模式之外融入了一系列亚洲文化元素。既有的机制寻求将地区分成若干区块，以期为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创造便利，为货物和资本的流动开放边界，并通过来料加工寻求生产制造的专业化。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一模式的比较优势获取是通过低生产成本实现的，主要是来源于低廉的工资水平。

然而，一个以低工资为特征的国内市场，表明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加强国内市场的兴趣很小或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它寻求通过世界市场解决问题，而这会造成更多的社会排斥。因此应当清楚的是，只有“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的一体化才能够开拓一个参与国共同打造的、具有包容性的市场。其中，国家对这一进程的指导与调控职能不应被忽视，它负责规划和发布经济政策，并在社群中发挥领导作用，旨在维护生态环境，并巩固公民社会的民主性参与。

鉴于此，在人类为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创造社会再生产条件而开展斗争时，有必要构建一种基于互惠关系的合法整合。为此，“优势共享”理论势在必行，而像大卫·里卡多的“比较优势”理论或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这样的传统假定则需要改变。与此同时，应高度重视经济的独立性、互补性、对失衡的修正及以人为本观念应当作为主旨。国际经济关系源远流长，且极具复杂性。“相互依存”一词往往掩盖了经济、技术和政治层面的依附性，而这些关系构成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体系特征。更确切地说，“一带一路”衍生出的面向发展的一体化特征则不再适用于传统上仅单方面受益的道路。

发展“优势共享”理念，应当把经济发展基本面同习近平指导思想相结合。当今世界的发展尽管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却具有一种强烈的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保护主义特征。为了使“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更好的作用，实施科学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践行这一类政策，就必须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前景予以确切和深入的考量。以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优势共享”理论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精髓，与亚当·斯密、大卫·里卡多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念相对立。此外，“优势共享”理念也融入了习近平的思想精髓，他在最近的著作中阐释了分享实践经验、优化集体行动、共建合作平台以及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的每一个参与国都拥有生产某种有用财富的能力，这毋庸置疑具有交换价值。但有些国家（尤其是中国）相较于其他国家，不仅更具有生产产品的能力，而且具有在不同地方生产产品的能力。基于此，从对这些商品的总需求来看，并不一定会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共享发展能力意味着互惠互利，各方都能从中受益，这不仅仅反映在商品生产上，而且也表现在这些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中对就业、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促进。

“一带一路”在经济理论领域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西方集中批判这一伟大工程，且各国针对其战略目标制定经济对策的同时，中国的这一倡议则致力于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在传统市场机制框架内创造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将“优势共享”理论纳入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不仅会使中国在很长时间中处于有利地位，而且将使“一带一路”的参与者从中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加勒比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将为这个充斥着不平等且存在巨大社会政治差异的地区提供一个创造新发展模式的机遇。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大加勒比地区推进的机遇和挑战

在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开始加强与大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时，中国与古巴、牙买加、伯利兹和巴巴多斯签署了一系列双边投资协议，进入21世纪后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和巴哈马也相继签署了双边投资协议。特别是在2008—2018年期间，中国高级别官员和投资者代表团出访加勒比地区，以落实合作项目。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农业、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等部门。其中，一些投资与官方发展援助（ODA）相关。中国政府对地区各国，尤其是加勒比共同体国家，加大了官方发展援助力度。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体育场馆、学校、医院等领域。2004年，中国承担了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自习近平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以来，与大加勒比地区最高级别的双边互访频率增加。2013年，习近平访问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哥斯达黎加，2014年访问了古巴。官方高级别出访已成为双方深化联系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仅有利于各项协议的签署，而且有助于加勒比国家对“一带一路”参与的具体落实，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深化互信。除了高层访问之外，有必要加强其他层面联系，特别是密切学术界以及一些非官方的联系。这样不仅能够促进更加诚挚的交往，而且可以使双方获得更多的收益和了解。

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与大加勒比地区之间的关系能够产生互惠互利的协同效应。一方面，双方能够建立合作框架，包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中国具有优势的通信、数字技术、交通和旅游业等领域。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抵制这些项目，不仅通过建设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新项目，而且借助政治施压来实现。在这一背景下，可喜的是域内若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顶住了压力，继续寻求深化与中国的关系。这一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不仅传递了信心与稳定的信号，而且提供了能够产生发展协同效应的机会，而华盛顿方面则引起人们的担忧。

“一带一路”在大加勒比地区的逐步推进也为扩展一些具有明显地缘政治特征的项目提供了机会。这是因为，仍有8个国家因与中国台湾地区存在“外交关系”，尚未与中国建交。如果从经济关系动态分析，截至2018年年底，一些已经与中国建交的加勒比国家与台湾地区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如多米尼加、巴拿马或萨尔瓦多。基于此，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拓展贸易与投资联系的广阔空间。

尼加拉瓜、海地、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卢西亚、圣基茨和尼维斯等国与古巴有着良好的关系，在互联互通相关框架下与古巴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条件使这些国家能与古巴通过建设直航线路实现联通，但目前这仅在尼加拉瓜得以实现。对此，中国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构建区域性基础设施枢纽，与此同时，深化中国与该地区相关领域企业的往来。

对中国而言，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联系是复杂的。考虑到美国因移民问题和取消援助等问题，美国与中美洲国家的关系复杂化，这可能意味着中国要为恢复关系付出更大的努力，特别是与危地马拉的关系。对于其他国家，如洪都拉斯，局面将更为复杂。因为洪都拉斯与美国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尤其是该国机场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很高的价值。海地国内政治正在经历复杂的动荡，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无暇他顾。

在拉美和加勒比各国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中，中国从政治与经济层面提供了一个发展关系的创新性视角。时代变迁的意义暗含美国对自己地盘霸权的丧失。因此，美国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及其他大国前进的步伐，并致力于推翻那些进步主义国家（如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国）政权是美国侵略性计划的一部分，而中国则是作为与其对立的角色。

中国在大加勒比地区推行“一带一路”的一个主要挑战来自美国的阻扰，尤其是阻挠中国与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的关系。封锁、禁运、制裁和施压是华盛顿方面采用的主要手段，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在上述国家拥有更大作为。另一个挑战在于，大加勒比地区国家传统上对中国缺乏信任。随着数千名中国工人进入当地参与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这种不信任感可能会随之升级。在这一地区发生的几次国际事件中，中国已经在这方面受到了抨击。然而，这个亚洲国家本身会汲取教训，同时雇佣来自中国与东道国两地的员工，并致力于在那些具有强烈就业需求的国家创造劳动岗位，尤其是在加勒比地区。

尽管中国在向大加勒比地区迈进的过程中面临挑战，但必须指出，这些挑战可能转化为机遇。当前最大的困难在于，纵然中国调整了政策取向，反华势力针对中国的负面言论仍然是一大不确定性因素。尽管中国是在为整个地区带来更好的发展前景，但美国担忧其在该地区的地位被中国取代。媒体环境是根据自身利益控制信息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要提升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媒体的影响力，而且要与其他电视台联合行动。即使这样，在很多时候媒体效果仍旧不足，重要的是，要对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媒体渠道产生作用。

一些文章反映了与中国工人相关的问题。尽管中国企业在当地经济发展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对东道国造成一些困境，如当地失业问题。在巴哈马等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国家，外国人的涌入激起了当地建筑工人的不满。对此，中国投资企业与当地承包商之间保持明确的沟通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在东道国平衡中国工人与创造当地就业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牙买加对甘蔗行业的投资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且对当地经济发展也有所贡献，但主要是生产原糖和糖浆，这是一种低附加值的初级生产形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企业可以进一步致力于提高附加值，如生产朗姆酒，因为这能够通过经济多元化，推动牙买加生产价值链朝着制造更精细的糖类制成品方向发展，以期为该国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制糖产业在当地颇具影响力，因为它是牙买加经济体系中关联部门最多的行业之一。

作为外生变量，应该注意到，中国与该地区各国的关系主要以双边为主导，这可能会引发域内国家之间为争夺中国援助产生竞争。因此，加勒比国家需要团结一致，协调对中国的相关政策。尽管其中一些国家仍与中国台湾地区存在所谓“外交关系”，但这不会成为其与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关系的障碍。

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经贸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除苏里南和委内瑞拉等国以外，其他加勒比国家对中国贸易逆差一直居高不下，而且仍在不断增长。中国可以帮助加勒比国家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多样化，尤其是在当前进口促进方面。该地区的一些产品，如咖啡、糖、水果、蜂蜜和朗姆酒将会在中国市场非常受欢迎。此外，随着国内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民众将在全球旅游人数中占据重要份额。以企业为依托，中国可以与大加勒比地区企业和政府展开合作，开拓该地区不同目的地旅游线路，并推动多目的地旅游合作项目的开展，旨在创造一个各方共赢的市场环境，进而有助于深化中国自身的“优势共享”理论。这是一种能够展现给世界的新的发展模式。

四案例分析：古巴和多米尼加

下面通过古巴和多米尼加两个案例来分析中国和大加勒比地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一）古巴

2018年11月，在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MiguelDíaz-CanelBermúdez）访华期间，古巴加入了“一带一路”。在迪亚斯—卡内尔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问中国之际，中古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从而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实际上，这个加勒比国家很早就开始研究加入这一宏伟工程的可行性。其中一项计划部署就是设立国家工作小组，其中包括学者专家、各部委代表官员及有意愿在该倡议下与中国合作的重要企业。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加强两国关系开辟了道路。中国与古巴是具有高度政治关系的战略伙伴，同时中国也是这个加勒比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承诺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层面进行合作。在《谅解备忘录》中，两国确定了协调一致的合作模式，使双方基于互惠原则进一步落实具体方面。

古巴加入“一带一路”开启了双边关系的新篇章，特别是在古巴发生权力更迭这一节点上。古巴现任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视为优先事项，并推动在各个部门开展合作，与此同时，致力于减少阻碍双边经济关系的种种桎梏。在当前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背景下，中国是古巴的重要伙伴。尽管美国的制裁立场日益严峻，但古巴已经在为改善商业环境着手新的变革。这些计划以短期和中期战略为主，尤其是与古巴“2030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相关联。

2019年，古巴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首次明确承认私有财产。换言之，该国在宪法体制下认可了外国投资的作用。按照新宪法的规定，古巴10月10日的选举将政府首脑与国家元首职位分开。在经济领域，存在一个转型的过程，首先是预算部门工资增加，此后在价格、工业和贸易政策方面相继出现变化。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古巴正在经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型期。这需要国家政治保持稳定，而这对中国而言也可长期获益。

中国有诸多企业在古巴颇具影响力，如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CCCC）、衡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宇通集团）、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吉利汽车集团、比亚迪公司等。这些企业着眼于对古巴市场的长期投入。也有其他企业在古巴不同部门进行开拓。与古巴在基础设施的连通性、数字发展、新生产部门的开发（纳米技术、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等）、传统工业（如镍钴加工）、卫生、旅游、金融、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交往，对中国十分重要，这些项目不仅能够使中古两国优势互补，而且可惠及其他“一带一路”参与国。

当前，古巴正在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深化互利共赢合作。为此，我们分析了几个具有重大相关性的部门。必须指出的是，从物流的角度来看，古巴拥有成为区域性交通枢纽的优越条件。该国地理条件优越，甚至只要其基础设施通过大量投资获得发展，便可在这一地区有所作为。但古巴并不想与其邻国展开竞争，而是希望基于互利原则实现互补。从这个意义上讲，马里埃尔特别开发区战略项目（ZEDM）的创设尤为值得一提。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马里埃尔特别开发区所规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园区的建设。这一开发区已投资修建80千米的高速公路和一般道路以及15千米的渡槽。这些投入按照不同领域划分为11个区块，是一个分阶段开发的战略计划。A区占地42平方千米，目前正在开发。在2022年之前，该战略中的第一个发展和商业计划都是围绕这一区域开展的。

在A区，投资集中在工业、生物技术、科技、港口、物流和服务领域。在B区、G区和H区，工业、采掘和旅游将得到发展，在C区、D区、E区、F区及I区的投资包括海运、农业、牲畜与海洋景观。E区与建筑材料相关，并负责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机会。这里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或区域项目的材料供应来源。尽管中国是建筑材料的主要生产国，但将材料运到大加勒比地区意味着需要支付比从当地获取更高的成本。

中国在开发不同类型的经济特区方面具有经验。此外，在马里埃尔特别开发区内建立技术园区可能尤为重要，因为这将有助于“数字丝绸之路”的深度展开。毫无疑问，在马里埃尔特别开发区内，中国可以获得一个产业园区特许权，从而使其对其他企业来说具有吸引力，以此为起点，这一开发区逐步成为“一带一路”的一个运营中心。

当前，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下促进双边自由贸易，但却并不了解古巴在该地区签署的协议。在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ALADI）框架内，古巴与该组织成员国签订了一项关税优惠协定，其中若干成员国是“一带一路”参与国，根据这份文件，对古巴的出口产品削减100%的关税，如水硬性水泥（包括粉状或“熟料”水泥，甚至有色水泥）、波特兰水泥、大理石、石灰华、“钙矾石”和其他石料。在原产地规则方面，不高于中国的50%。

应当指出，古巴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除巴哈马、海地、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四国以外，与其他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经济补充协定。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正计划与古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至目前，古巴签署的唯一自由贸易协定是在《玻利瓦尔美洲人民贸易联盟协定》（ALBA-TCP）框架内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订立的。

另一个可能对中古双边合作至关重要的部门是教育。中国需要学习西班牙语，也需要了解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文化。双方可以推动教育交流项目。中国需要培养西班牙语教师，而古巴拥有用西班牙语培训中国学生的经验。因此，有两个方案可以考虑，一个是在古巴培训，另一个在中国。与此同时，可以采取联合行动，在对语言培训有需求的“一带一路”国家制定培养计划。

在农业部门，古巴也面临巨大的投资机遇。该国有能力生产某些农产品满足国内需求，但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够推动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

在工业部门，一些产品的组装和生产不仅有助于满足古巴国内广泛的需求，而且也能服务于对邻近市场的出口，甚至是那些在当前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下对美国具有很强竞争性的产品，例如华为公司相关的手机和零部件、电视、桌子、笔记本电脑、摩托车。这类产品目前在古巴市场需求很大，由于产品短缺，私营部门选择从美国、墨西哥、巴拿马、圭亚那等附近国家进口，但其售价是那些国家的双倍。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在古巴当地设立生产线，可以为中古双方带来巨大的利益。古巴是大加勒比地区唯一采用中国数字电视标准的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这一类型的合作可以扩展到地区其他国家。

在卫生部门，中古双方能为在两国共建国际健康中心创造发展机会，这可能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选项，而其他“一带一路”参与国同样可以受益。事实上，这类项目既可成为某些疾病患者的诊疗中心，也可作为健康旅游项目被宣传推广。

在旅游部门，美国禁止邮轮与古巴通航的制裁行动，为中国的航运公司在大加勒比地区开辟邮轮旅游航线提供了发展空间。此外，据新华社报道，在2019年第39届古巴国际旅游博览会上，其中一场专题推介会的主题设为“古巴，加勒比之窗”，旨在拉近与中国游客的距离。古巴政府可以推出旅游套餐，将本国旅游景点与尼加拉瓜、墨西哥、巴拿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等地区的旅游景点结合起来。2019年，古巴计划吸引6万名中国游客赴古旅游，比2018年增加了1.4万人。当前在古巴接待的外国游客中，中国排名第十四位。据古巴旅游部长称，中国游客数量增长趋势显示出对古巴的兴趣日益加强，但如果考虑到2018年共有超过1.4亿中国人选择出国旅游，那么这一规模仍然十分有限。根据古巴旅游学院的数据，仅有4.6万中国人选择将古巴作为出境游目的地。

中古双边合作中既存在积极因素，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见表2），对此需要引起双方重视。

（二）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米尼加是最新一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也是短时间内通过一系列双边协议的签署同中国关系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截至2019年5月两国建交期满一年，多米尼加已经与北京签署了18项谅解备忘录。应当指出的是，2018年11月，达尼洛·梅迪纳（DaniloMedina）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其间，两国在金融、贸易、移民、农业、教育、旅游，以及航空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政府间的交往畅通，双方多个代表团实现了互访，其中包括多米尼加议员代表团组。中国和多米尼加双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签署了若干协议，包括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框架内的合作协议，促进国际贸易谅解备忘录，关于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加强经贸合作开发区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合作开发人力资源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和农业合作方面的谅解备忘录等。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梅迪纳总统在出访中国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多米尼加向中国出口雪茄烟叶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中国游客赴多米尼加旅游便利化备忘录、中国外交学院与多米尼加外交人员和领事培训高等专业教育学院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民用航空运输服务协议。此外，两国共同承诺在棒球及其他体育运动方面开展合作，设立经济、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委员会，因公护照互免签证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多米尼加财政部的合作机制，文化合作机制，多米尼加财政部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战略合作机制。

2018年10月，与北京建交未满一年之际，多米尼加便加入了“一带一路”。对这个加勒比国家来说，中国这一倡议意味着新的机会，该国寻求进一步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巩固自身地缘影响，开拓新的市场，进而不仅能够面向亚洲，而且得以在更广范围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因素是，华盛顿方面因圣多明各与北京的建交而施压，正如同美国此前对巴拿马和萨尔瓦多的行动。

在贸易关系中，虽然双方在结构转型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即多米尼加对中国的出口中每5美元中约有4美元来自附加值较低的原材料或其他产品，而多米尼加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都是工业制成品。但应当考虑到，这个亚洲大国的投资支持能够助推多米尼加实现从一个转口平台向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转型，这对于中国和加勒比地区市场是双赢的。这不仅可能引起中国投资者的兴趣，而且符合多米尼加2030年国家发展战略。若干“一带一路”参与国已经根据这一宏伟工程的要求对本国国家战略适时做出调整。

与其他加勒比国家相比，多米尼加具有优势，因为其所有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是在加勒比共同体或中美洲、美国与多米尼加的合作框架内签署的。但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涉及中美洲的协定可能对中国有所影响，因为这些文件包括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特别是每一份协议中关于原产地规则的特殊性应予重视。

更为糟糕的是，美国正在研究2005年签署的《美国—多米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以确定它能否在不影响该协定其余条款的前提下，阻止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对美国市场的优先准入规则。如果最终诉诸于重新谈判，很可能减少或取消多米尼加在美国市场的优惠待遇，但即使如此，该国仍然能够发挥连结大加勒比地区各国的桥梁作用。此外，虽然美国日益彰显其贸易保护主义取向，但中国仍然坚定支持开放新的市场，这意味着多米尼加亟待寻求不同于既有条约的新的自贸协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进行协商的过程中秉承互惠互利原则，不仅不会伤害多米尼加国内生产者，而且恰恰相反，能够为其开辟新的空间。为此，投资、基础设施、贸易之间实现相辅相成是必不可少的。

应当指出，多米尼加将与中国签署一份投资协议，以切实推进“一带一路”行动计划。到目前为止，在投资领域，圣多明各方面已与12个国家展开了双边合作，尽管一些项目是在其他协定特别是自贸协定框架下进行的。当前多米尼加有必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或寻找新的投资者，或将二者合一，亦或着眼于特定的大型项目。在贸易部门，根据多米尼加工商企业部，针对中国市场，该国在很多传统和非传统产品出口上具有竞争力，例如镍铁、铜、黄金、原木、咖啡、朗姆酒、可可豆、可可粉、食品、葡萄酒、油料和油籽、鳄梨、糖、医疗器械等。

当前中国发展模式转型（尤其是进口的增加）将给多米尼加出口带来机遇，特别是中国食品进口需求的上涨。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数十年来不断壮大，这一群体对进口食品需求旺盛。另一方面，食品相关的电子商务兴起，尤其是针对中国市场青睐的产品，如肉类、乳制品、新鲜和加工水果、油、鱼罐头、糖或烈酒。

具体而言，多米尼加可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分析发展以下产业部门的可能性。（1）融资（通过加入亚投行或在“一带一路”下设的项目融资机构——丝路基金申请信贷。非亚投行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多米尼加不能从该机构获得资金，但成员国资格将使其获得更优惠的条件。与人民币使用相关的货币行为也能够被有效评估）。（2）基础设施（中国企业关注重要港口的建设，如东方海纳港或多式联运卡塞多港，或普拉塔港、吉曼尼港、达贾邦港等，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框架内，这些项目将极大地促进大加勒比地区主要港口的连结畅通）。（3）可再生能源（这一部门对加勒比国家非常重要，对此可以展开联合行动助推中国与多米尼加的合作效应辐射到域内其他国家）。（4）采矿业（只要镍铁、黄金和白银具有采掘潜力，这一部门便可吸引更多的投资）。（5）旅游业（可与中国、古巴和其他岛屿实现优势互补，旨在发展邮轮和/或多目的地旅游项目）。旅游业是中国在双边合作中向多米尼加开放度最大的部门之一，尤其在发展邮轮旅游区域合作方面潜力很大。尽管这一市场一直以来被西方跨国公司垄断，但中国的一些重要公司也在牙买加、巴哈马、海地、苏里南以及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加勒比国家进行了大量相关的资金投入。

中国具备成为旅游业翘楚的条件，不仅体现在其对该地区酒店业的参与上，而且反映在邮轮部门。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旗下一家大型海运港口公司在这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公司不断收购邮轮，先将其改造为“中国标准”，再配备最先进技术使其成为全新的船舶。这家中国公司可以提供前往巴哈马、古巴、牙买加、多米尼加及其他加勒比岛屿等目的地的行程。

由中国投资者、旅行社、旅游公司及媒体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圣多明各并举行商务会议，以实现让中国游客2019年能前往圣多明各的目标，这并非难以想象。鉴于中国每年输出超过1亿游客的发展潜力，以及诸多企业对投资当地表示特别的兴趣，中国资本在当地市场大有可为，无论是在制造业和旅游业领域，均有利于深化双边关系。

鉴于中国市场存在鲜明的特征，多米尼加有必要了解中国市场，以期更好地调整适应。当前及未来十年后的中国游客将是非常国际化的，他们属于在国外学习并会讲英语的一代人，当然普通话仍然是至关重要。中国年青一代公民掌握数字化技术，所以在营销策略上应用新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也可以通过古巴和多米尼加已经采用的中国银联扩大支付方式，还有必要增添移动支付方式，因为相当一部分群体选择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手机应用程序。

要吸引中国游客，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使用最常用的社交网络和网站，如微信、百度、QQ、淘宝、新浪；（2）尽管新一代中国游客希望更加入乡随俗，但也有一些与他们文化相关的习惯特点，尤其是在酒店住宿方面，比如考虑在房间里放热水壶，用中文做标志牌也会提供便利；（3）由于签证政策不断放宽，在许多国家，到访的中国游客呈指数增长；（4）中国游客需要的附加服务，比如租车；（5）30岁左右的旅行者一般选择带孩子共同出行，因此在夏天，这一群体数量大幅上涨；（6）中国游客的平均预算（交通、住宿和其他费用）约为4000美元，他们通常在酒店或餐馆支出较少，但在购物上却花销可观；（7）为了更好地吸引中国游客，有必要向他们展示包括免费WiFi在内的套餐，提供便利、多样化的团体出行方案；（8）更便利的航空服务。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多米尼加当局的关注，航空服务的改善与该国发展航空基础设施的战略相符。多米尼加民航研究所指出，总统梅迪纳设想的目标是让1千万游客到访多米尼加，而实际游客规模更高，这归功于国家为游客提供的安全保障。

五、结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旨在实现互利共赢世界的愿景同步构建。然而，也有一些行为体试图对中国这一发展势头加以阻挠。美国霸权的逐步丧失及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使华盛顿方面某些政治力量加剧了对抗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负面行动不仅影响两国关系，也冲击了世界经济生态稳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还提出了与资本主义世界传统经济理论相对立的“优势共享”理论，给世界带来希望。

“一带一路”在大加勒比地区的推进不仅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而且是对美国及拉美加勒比地区极右势力采取的一系列动荡且负面行动的一种替代性选项。抛开意识形态，这一地区各国得以开展互惠互利的联合项目。而就中国而言，这些项目的推进有助于中国扩大其地缘影响力，尤其面向域内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在互联互通、可再生能源、物流、建筑、旅游、金融、贸易等领域，加强与加勒比国家联盟或古巴—加勒比共同体的合作或协作机制，对中国而言具有战略性意义。然而，中国与大加勒比国家之间需要更深程度的互信与了解。尽管存在积极的正向因素，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如来自美国的阻扰和压力。一些部门的反华立场源于对中国投资对当地就业或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为此，大众媒体的宣传工作也十分关键。

对古巴而言，尽管美国针对古巴采取制裁立场，但该国正在经历的转型为其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古巴加入“一带一路”并在这一框架下实施行动计划，可能开启中古两国关系的新阶段。当前重要的是了解两国国内正在开展的深度变革，并积极探索双边合作的互补性。两国经济发展模式有所差异，但并非是排他性的；因此，应当致力于发掘潜藏的巨大合作机会，促使合作机制在实施过程中更具成效。

对多米尼加而言，尽管该国与美国关系密切，但也有意愿加强同中国的联系。此外，多米尼加政府层面也表示出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诉求。两国共同推进的大型项目可以在双边层面开展，也可以联合第三方共同开发。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但这对双方而言并非意味着毫无机会。为此，北京和圣多明各双方均需要深化在经济、商业和财政方面的相关机制。

中国开辟了发展与大加勒比地区关系的新道路。区别于其他任何国家所为，中国必须坚持开创一条看似遥不可及且无利可图，但中长期具有可持续性的新发展路径。应当指出，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损害大加勒比国家人民利益的行径，中方应当在该地区引入新项目与新理念。中国对大加勒比地区的参与可能提供了一个契机，以构筑互惠互利的共享世界。

作者：鲁韦斯雷·冈萨雷斯·萨伊斯著，芦思姮译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