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局再造：疫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出海

疫情虽然可能悲剧地改变了世界的一些节奏，但世界与世界经济的本源本质没有变化，越来越分布式，它推动我们走向一个可以依赖信息与数据流动而更加平滑安全的未来。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事实与价值的高度纠缠，生命与权利的高度冲突，都造成对外的戒备心理和不安全感，造成彼此间信任崩塌或者溃散。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实践需要注重“发展带来的不均衡性”，如效率追求之于弱势群体的影响，财富分配造成的群体边缘等等。

今天我们谈谈全球疫情的冲击，逆全球化，未来与病毒共存的常态，海内外经济预期负增长……这些宏观经济政治因素与出海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数字化如何消解负面因素开拓新市场等。

现在谈论任何话题都离不开新冠肺炎疫情这个事情，那么就从此谈起。

的确，疫情作为黑天鹅事件，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社会停摆，经济停滞，企业停工，学校停课，交通停运，口岸停开，一系列的“停”，甚至有人开玩笑地说：你们现在不要吵架了，无论是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停下来了，等疫情过去你们继续吵吧。

好问题，这里看似是一句玩笑，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那就是：疫情，究竟是一个会有明确终止状态的事件，还是一个将相当长期存在的状态？

如果是前者，那么它的直接影响可能是短期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它或许将会更加长久地改变全球经济、政治乃至于文化的格局 —— 当然，从科学上，我们可以在等一等如何判断。

这次疫情期间，有一个话题被再次提及，那就是疫情究竟对全球化产生如何影响？

一方面，部分国家提出要加快产业链和供应链回撤，以保障国家在此类事件中的供应链和供应安全，这被视为加剧加快了此前逆全球化，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在强调只有更好地推动真正普惠合理的全球化，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才有全球经济的未来。应该说，这两方面观点都具合理因素和现实考量。

众所周知，全球化是产业革命的结果，是产业专业化分工和要素比较优势产生的结果，它形成了全球产业链格局，从少数国家扮演供应链与生产中心变成不同国家在价值链当中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向全球市场销售，最终完成全球一体的大生产大流通。

但是，这个本质上依旧是由少数节点构成的供应链依旧存在着问题和风险，那就是产业链过度分工的脆弱和安全，在部分极端情形下链条的脆断。反映在此次疫情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如上游原材料断供，下游客户撤单，这导致了经济停顿的最大压力。再例如，作为终端市场的国家，不同市场可能因为各国防疫政策措施的影响，导致大流通受阻带来相对短缺。

因此上，疫情是将此前产业革命推动的全球化中存在的一些既有矛盾用极端方式反映了出来，并且因为某些政治因素带来了放大，并激发出一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出现 —— 这其中，各个国家在价值链中的收益差异也是重要因素，但它在当下不是最主要的。

为什么要看疫情是一个短期可终止事件，还是一个相对长久时间？为什么要对这种不确定性做一个并不确定的思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之于当前及此后全球和各国经济的严重影响，进而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为着防范疫情长期影响，也为着防范受制于类似事件常态化，各国都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那就是在要素全球配置的基础上，增加内外备份，在自己国家或相邻区域布局或完善产业链，也就是节点更加的分散，从而提高经济产业链的安全性。如果一定要说存在“逆全球化”，也是指改良现有存在固有矛盾的全球化，而不是完全回到一百年前的孤立主义或者闭关锁国。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无论是继续推进全球化还是为着防范风险的“逆”全球化，都需要更好地要求全球(及区域)要素配置，促进不同节点流动与协同，都是为着一种更近"公平、信任、合理"的全球化，换言之，都需要为下一步走向海外做准备，这个不仅是中国如此，所有国家概莫能外，而且这恰恰是中国推动全球产业布局的好时机。

那么，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如何一方面减缓上述进程中对中国的不利的那些影响，一方面如何在新一版(分布式)全球化布局调整中，进入到合理位置？换言之，如何在进入的国家/地区建立产业承接能力并且风险可控的？新的技术革命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答案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

在海外国家/地区进行全球化布局，核心在于要素水平和市场环境约束条件，前者如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等，后者如法律政策文化生态等等。而作为通用技术的数字技术及作为新要素的数据则体现出了耦合和适应性，在生产、流通、消费，在组织、管理、风控，在企业、商业、社会三个层面起到了赋能的作用。在诸如分支管理、监管合规、供应链协作、知识流动、运营调配 (财务 HR, Marketing)、市场服务乃至文化交流与企业社会责任等诸多环节都可以起到海外与总部的全球一体化协作。

作为企业如此，作为国家也是如此，通过这一路径可以有效地帮助市场主体更好利用新技术(如AI)发展全球新市场(海外)，从而更好地既推动全球一体化又防范其中的多种风险。

所以说，出海不仅可能是企业规模扩张的必要，而且也是在新的更加分布式的全球产业布局中获得有利地位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但要考虑传统要素的红利与风险，还要把信息数据要素作为一个构建竞争有利位置和降低整体风险的手段，通过选择一个整合与开放数字化平台提质降本增效。

这里，我想多说一句，实际上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并发展数字化的过程中，不仅产生着对自身企业正向效应，也起着很好的正向边际效应，它可以对上下游合作伙伴、利益相关者及商业生态数字化转型产生带动作用，对所在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产生拉动作用，这些实际上也是全球化与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正面成果，它向所在国示范了数字化的价值效用，也同时通过数字化表达面向全球构建了中国的现代文化观念。

疫情虽然可能悲剧地改变了世界的一些节奏，但世界与世界经济的本源本质没有变化，越来越分布式，它推动我们走向一个可以依赖信息与数据流动而更加平滑安全的未来。

问题：面临封锁和层出不穷的打压，中国企业安全“出海”关键在哪儿？能否就瑞幸事件，谈谈给中国出海企业投资带来的启示。

中国安全“出海”的关键是三个方面：

一是系统安全，讲的是企业及其与上下游生态合作伙伴间安全关系，主要涉及公司治理与经营策略。

二是制度安全，讲的是与法律法律及政府间关系带来的安全影响，主要涉及的是政策与规制的合规，是制度信任。

三是社会安全，讲的是企业与所在国文化、信仰、习俗及其他社会群体间关系带来的安全影响，主要涉及的是社会信任。

中国企业在以往出海中往往对狭义的经济投入、生产效率、硬件资源更为重视，对与当地政商关系也投入较大力量，但却在两个方面有很大忽视，第一个是软件建设，因此缺乏良好的协同管理，信息流动不足效率低下，决策体系机制响应不畅，因此在风险控制和机会发现方面常常力不从心。第二个是软环境、软资源和软力量，对当地历史、文化、习俗、惯例和伦理等理解不足，或者无法较为准确把握，也无法给予足够支持。

这里尤其要讲到疫情带来的对信任的高度影响，可以这样认为，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事实与价值的高度纠缠，生命与权利的高度冲突，都造成对外的戒备心理和不安全感，造成彼此间信任崩塌或者溃散。某种程度上讲中概股近期遭遇有这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旦形成负向的社会共识是很可怕的，即便未来信任被修复修补，但裂痕可能长期存在。

这里提醒，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实践需要注重“发展带来的不均衡性”，如效率追求之于弱势群体的影响，财富分配造成的群体边缘等等。事实上，中国企业出海之后，不仅是生产或销售在海外，其产生的社会效益效应也在海外，这需要引起重视，更加需要一种充分保障信息获取、沟通、研判和决策、行动、反馈的体系支撑。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马旗戟，文章来源于“马语微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