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治富：携手并进，共建南亚命运共同体

编者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随之跟进并日益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灵魂，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提供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越来越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受到各国的赞同和欢迎。南亚命运共同体是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体系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构建“南亚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现实依据，也面临着挑战。近日，借“第七届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举办之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采访了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牛治富教授。

牛治富教授接受采访照  李月/摄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首先请您谈谈如何理解“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

牛治富教授：命运共同体，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可以将“命”与“运”分开考察比较容易理解。“命”，就是使命，可以看作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处的环境、位置不同，产生出不同的任务的一种概括，它是相对不变的、稳定的,如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运”，指如何实现这个“使命”?如何改变这个身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运”是手段，是为“命”这个目标任务服务的。从时间的角度上看，实现这种目标与任务，是一个不短的过程。这种使命是既定的、不变的，但“运”的方式则是可以改变的。因为“运”是具体方式，是可以选择的，因而这里就有正确与错误，具体说可以有战争或暴力方式，也可以是和平、温和的方式;也有快速与慢速的区分。“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指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具有相同身份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可能结成的组织，去完成相类似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和目标。这种使命、任务不仅共同、相似，而且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完成，必须采取相对正确的方式、方法去实现，这就是共同体。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将她划分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生态文明共同体，也有人将她进一步划分为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人类长久以来已创造了不少这种条件，特别近代以来随着航海地理大发现、工业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全世界人类的联系与交往越来越密切，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一体化的期望值越来越明显，这种共同的愿景也越来越清晰，这就是中国提出的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大基础。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共同体的理念，不仅有经济上的需求，而且是建立在广泛的历史、文化认知之上的一种基因驱动。这种文化基因驱动在全世界的国家当中都广泛存在，因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和理解，而在亚洲，特别是在南亚国家中这种广泛认同的基因驱动显得尤为明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请您谈谈构建“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依据是什么?

牛治富教授：第一，中国西藏与印度等国，同属环喜马拉雅的地缘圈国家。这是建立共同体、发展互联互通的地理基础。第二，中国西藏与南亚同属喜马拉雅文明圈，同属东方文明。这两种文明都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这两种文明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形成了水乳交融的现象。这为构建南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底蕴。第三，中国和南亚及印度有相同的传统思维和叙事方式。思维方式层面，中国和南亚国家都擅长直觉思维、整体性、综合性思维。叙事方式层面，从中国和印度地区国家得以传承下来的经典来看，都喜欢以寓言的形式对事物及其有关发展规律进行阐释，通过以小见大的形式，阐释人类发展的基本特点。第四，中国和南亚大国印度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明型国家。印度和中国一样，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文明型国家，是中国奔向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具有很大相似性的伴侣，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天然伙伴。第五，中国和南亚——印度及各国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共同实践，又面临着相同的历史任务，唯有携手共进，才能言及发展。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请问构建“南亚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依据是什么?

牛治富教授：首先，中国和南亚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国和印度地区国家虽然在二战以后纷纷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未完成现代化，未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人口。这一切就决定了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增强合作及共同消除贫困及现代化，工业化任务以及面对国际上一系列的挑战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迫切和繁重。第二，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在国际上也面临超级大国的欺凌和欺诈，即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威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这个变局实际上就是以美国和西方为主的旧秩序，面临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挑战。只有中印团结起来，才能更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从全球战略目标上来说，中印两国也有重合的地方。这就是两国都面对着国内稳定，反恐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分离主义、民粹主义、极端势力威胁。中印两国现在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面临共同的维护东亚、南亚安全稳定的任务，这正是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任务之一。与此同时，中印之间也共同面临着挑战:1.很多国家罔顾国际规划;2.布雷顿森林体系衰败，世界金融体系在变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步伐放慢，现存规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印的发展;3.全球供应链的挑战;4.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5.全球科技的挑战，在全球26个科技前沿中美国占了24个，这一切都说明，中印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挑战，即走互联互助、互帮互扶的共同体之路。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请您谈一谈对于推进中国——南亚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思考。

牛治富教授：在构建南亚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外部的挑战，其内部也有不少问题。首先，结构性矛盾。例如中印边界问题、印巴冲突问题等。由此而来的是中印、印巴之间的政治互信不足。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产业结构部分重合等，都是干扰。其次，印度的地区大国思想。印度作为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希望能够建立以印度为主导的南亚体系。因此，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国家，如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的投资合作心存芥蒂，抱有敌意或反对态度。对此，我们必须以事实说话，坚持求同存异、共谋发展、耐心等待、不急不躁的方法，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针，努力推动共同体建设。

推进中国——南亚共同体建设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努力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共同认知度。“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是基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以及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而提出的破解方略，已写入联合国的多个决议文本。“共同体”不是社会政治模式与理想理念的推广，这有别于苏联模式下的“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应大力宣传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平等的共同体、和平的共同体、繁荣的共同体、文明的共同体、绿色的共同体。

第二，在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要始终坚持2018年5月，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武汉会晤达成的共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推动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坚持中印同为发展中大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稳定发展主要经济体和力量的定位，不断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第三，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方针。中印之间，中国和南亚国家之间虽然有结构性矛盾，但不一定都是对抗型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在此当中，坚决反对第三方介入干涉的行为，即违背中印两国长期奉行的不结盟原则。为此，要坚持2018年中尼印三国外长加德满都会晤提出的不脱轨、不对抗、不失控的“三不原则”，这既是解决中印之间问题的指针，也是构建南亚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原则。

第四，正确认识竞争与对抗的关系。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竞争是基本原则和常态化的方式。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必然遵循这一规律。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把竞争看作或当作对抗，或发展为对抗，这是有重大区别的经济现象和范畴。总之，竞争常存，对抗可免。

第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从生态命运共同体做起。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具体解释和实施中，始终坚持可以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层次入手。但从哲学的逻辑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抽象，利益共同体等是具体;从实践和操作上说，从利益共同体等入手，是从具体到抽象。因此，不妨从最具体的生态命运共同体着手，由浅入深，最后建成命运共同体。

第六，把地缘利益冲突看成是地缘经济机遇。虽然中印两国存在着诸如边界问题等方面的矛盾，但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两国合作的机遇远远大于两国的矛盾。双方应该改变旧的思维模式，从共同的利益着手，切实发展两国的互信、友好的关系。

第七，以经济走廊为抓手，扎实推进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快中巴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中尼印经济合作走廊、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中尼经济通道)、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以此为切入点，构建中国与南亚命运共同体。

第八，构建南亚命运共同体，应当融合南亚各国当前的发展规划与战略。比如，中国政府也应主动与印度莫迪总理提出的“数字印度”战略对接，和印度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对接，以及与印度提出的“季风计划”、“香料计划”对接。同时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探索中印在南亚各国和非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第三方合作。

第九，加强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联系，实现组织系统的对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1985年成立以来，由于各种因素，作用发挥不够理想。中国应主动与这个组织的联系，推动南亚各国在共同愿景基础上加强合作，盘活经济，改善民生。此外，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可以借鉴《曼谷协定》的原则与精神，吸收尼泊尔等国参加，在减税的基础上共同发展。

除此之外，诸如共同防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等都可以深入合作。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已在路上，它将行稳至远，必将克服一切困难，不断深化，并最终造福中国和南亚各国人民，并造福世界。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和决心，中印两国及南亚各国人民携手一定会再现历史上文化广泛交流的辉煌景象。

（专家介绍 牛治富教授 现任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曾任西藏大学副校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正厅级)副校长、党委委员，2006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牛治富教授长期从事哲学、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史及西藏经济社会的教学与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西藏科技史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向。主编出版了《西藏科学技术史》、《西藏跨越式发展研究》、《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子研究》等八部著作。在《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西藏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有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全文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