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在印中企如何应对当前挑战？

近期以来，受新冠疫情和中印边境局势的双重影响，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资的限制性措施，严重冲击了在印中企的正常营运与发展。可以说，打压中资是印度政府的深思熟虑之举，不仅符合其政治需求和发展战略，也迎合了当前印度民间高涨的反华情绪。因此，在印中企的发展困境或将长期存在。

当前在印中企面临的困境

首先，新冠疫情下营商环境恶化的困境。2019年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率就在不断下滑。而未能遏制住疫情的蔓延和传播，更是给印度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世界银行也预计该国2020财年的GDP将暴跌9.6%。疫情之下，印度的国内消费疲软、本土投资信心下滑、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需求也深受打击。除了不断恶化的经济大环境，印度日益严重的疫情对中企的经营、发展也造成了严重冲击。当前，印度的新冠累积确诊病例已超1000万，且未有明显缓解迹象，中企需要同时面对疫情封锁导致的业务开展困难、供应链中断、当地公司管理困难，以及印籍员工防疫观念淡薄等问题。

其次，边境摩擦引发经济打压加剧了中企的经营风险。边境冲突影响了在印中企员工的经营热情，印度民间的抵制情绪，也令中企无法与客户正常开展合作。当然，对中企最重大的打击还是来自印度政府前所未有的经济限制。截至目前，印度政府已经陆续采取海关清关暂停、取消中资企业项目、禁止中企参与该国政府和国企的项目、对中企投资加强审核、禁用中国APP、延后或搁置地方政府承诺中企的优惠政策、禁止印度所属航空公司搭载中国乘客入境等系列措施。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还宣称，已确定至少7家在印度运营的中资公司与中国军方有关联，而且正考虑对这些公司采取相关限制措施。此外，印度税务部门还有不成文规定要求重点盘查中资企业。印度时报援引一位政府官员的发言表明了该国对中资的强硬态度：“我们将密切关注来自中国的投资，要阻止他们收购和威胁到印度公司。没有我们的允许，中国一个子都别想投到印度来”。

印度政府的相关举措证明他们对中资的打压早有谋划。

首先，印度政府已经能准确识别包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内的经由第三国进行投资的中国资本。

其次，该国政府已经针对中企，尤其是中方具有竞争优势的电力、汽车、通信等行业，采取了相应的限制举措。如：能源部颁布政策限制使用中国电力设备；政府普遍限制中资企业参与项目建设，并规定2亿人民币以下项目只允许印度本地企业参与投标；扬言将对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实施惩罚性关税；以危害信息安全为由禁用中国59款APP，相关中企需接受印度政府的严格审核。

在印中企当下困境的主要成因

印度之所以选择与中国经贸脱钩，触发点确实是受新冠疫情和中印边境局势的影响，但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剖析和思考。

首先，在利用与限制之间摇摆是印度外资政策的一贯传统。印度在独立初期就选择了混合经济模式，是最早将西方主流市场经济与前苏联计划经济结合的国家，前瞻性不可谓不强。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却充满了波折与反复，主要原因在于其经济政策制定、执行中的折衷性、妥协性与摇摆不定。与经济模式的超前性相似，印度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实践也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投资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拉奥的投资技术地方化理论），但其外资政策的制定、执行同样具有反复与摇摆的特征。对于如何发展经济，历届印度政府都在自力更生还是开放借力中寻找着平衡。

从实践看，为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印度自独立后便积极利用世界银行、IMF等国际组织，以及前苏联、欧美国家提供的官方优惠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也确立了对外资的利用与限制结合的政策，此后历任政府都在这个基调上，仅根据当时经济情况变化对外资政策进行一些调整。1950-80年期间的外资政策是在印度政府和外国垄断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形成的。其中，70年代印度对外资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80年代后则逐渐放松了政策限制。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印度政府持续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也成为比贷款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更受欢迎的资金来源，且被认为是引进技术的一种重要手段。自此，印度吸收外资不断增加，2000年4月至2020年9月，印度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5千亿美元，其中仅莫迪执政时期的外资流入就达到了1.7千亿美元。

在对全球资本敞开怀抱的同时，2020年4月印度以限制邻国投资为名，开始了对中国投资的打压，此后更是直接针对中国投资进行严格限制。官方称是害怕中国控制印度的重要产业和公司，虽然本质是政治问题，但也体现了该国对外资的一贯纠结态度。比如，大公司会不会垄断和接管有利可图的部门、政府能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控制、本土企业是否会受到影响等。正常情况下，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采用宏观经济和税收政策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而印度主要考虑的却是在国际通行行为、市场行为之外如何对外国投资进行针对性的限制与管控。

其次，与中国脱钩是印度的国家战略与民粹主义的契合。2019年大选中，印人党主打经济和安全两张牌，总体更加聚焦于反恐、基建投资和农业发展等问题。在对待中资问题上，印度对安全的焦虑或是将安全作为托辞的表现占据了绝对上风。从分析来看，中印关系沉至新低已不可避免，因为它是印度国家战略走向设计的必然结果。印度之所以在各方面对抗中国，首先源于其对中国提升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感知性威胁；其次是印度选择以地理边境推进获得缓冲地带的心态，以及这种实践导致的中印边界摩擦；再次就是印度对国际局势的判定，认为中美关系下滑时对抗中国可以实现印度的战略目标，由此几乎放弃了不结盟传统开始了与美日澳共同遏制中国的准结盟四方合作。此外，打压中资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抵消经济下行压力和转移国内矛盾，且符合印度制造的战略需求。

事实上，莫迪政府也急于摆脱中资的影响。以通信业为例，2020年印度政府以扶持印度制造为由叫停多个华为的项目。据了解，遏制措施对在印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造成了极大影响，仅抖音一家预计就损失了60亿美元。与此同时，限制中企也为印度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发展良机，如何填补中资受限后留下的巨大空缺也成为当下印度互联网企业聚焦的问题。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对中企实施打压，这与本国利益集团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需求一拍即合，并通过媒体煽动获得了全民支持。首先，2019年大选后，莫迪政府开始推行“印度教优先”的执政议程，全面反华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上升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早在2011年，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就呼吁要抵制一切中国商品，认为中国商品渗透对印度的制造业、安全、健康以及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遏制中资发展的政策符合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一贯主张；其次，打压中资企业也符合印度国内竞争企业、相关利益集团的需求，如，打压政策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印度政府、媒体一直以来对中企参与基建的疑虑；本土竞争者以信息安全为由，呼吁要抵制中国公司，甚至给客户发询问函希望中止中企项目。

目前，印度工业部已经正式组织通信部、电力部的高层，商谈通信项目去中国化的可能性。此外，对印度民众而言，对中资的抵制，源于无法消解的历史沉疴、政府和媒体不断渲染的珍珠链威胁、疫情与高失业状态下所需的集体宣泄（反映在国际、印度社交媒体上，印度政府官员、包括知华学者以及普通民众集体疯狂抹黑中国放任疫情危害全球），以及对中巴合作长期不满的彻底爆发。

再次，双边经贸合作水平较低让印度敢于尝试脱钩。众所周知，中印经贸水平与两国的经济体量、经济互补性极不相称。以2019年为例，双边贸易总额分别仅占中国、印度国际贸易总额的2.06%和 11.19%，而中印相互投资流量额也分别仅占中、印吸引外资总流量额的 0.02%和0.18 %。

从投资存量看，2000年以来，印度大约吸引了5千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仅指股权投资，不包括利润再投资和其他投资），而中国并不是其主要外资来源地。2000年3月到2020年9月，中国对印度股权投资存量为24.33亿美元，仅占该时期印度吸引外资股权投资总额的0.48%。其中，在新冠大流行的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印股权投资9146万美元，仅占当期印度股权投资引入总额的0.21%。以行业为例的分析亦是如此。如，印度之所以打压中国电力行业的投资，首先是因为该国的电力基础设施产业链相对健全，本地企业能较为轻易地替代中企；其次是因为中印间电工装备贸易额仅占中印双边贸易总额的4%，对中印双边贸易格局的影响很小。

在印中企投资风险的应对思考

总体来看，当下的疫情和中印关系对在印中企的业务影响很大，不仅市场准入受限，经营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在下降。即便放眼中长期，在印中企所面临的限制与压力也不会明显降低。从莫迪的近期言论分析，该国政府很大可能仍会持续加强市场准入壁垒，继续执行贸易保护政策，大力推动印度的本土制造。与此同时，由于印日、印韩自贸协定的存在，中企受关税和准入壁垒限制的负面影响还会不断加大。因此，需要政府、行业组织与企业积极筹谋、探讨应对之策。

首先，应重新思考几个认知偏差问题。

一是应该正确评判印度的投资环境。莫迪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让国际社会对印度的未来发展产生了乐观预期。中国企业也普遍认为印度市场潜力巨大，投资政策友好，由此引发了对印投资的井喷式增长。近20年间，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中就有约62.74%发生在莫迪执政时期。当投资受到重大挫折后，中企就需要重新评判印度的投资环境。

事实上，印度是一个混合体制的国家，其引以为傲的民主宪政、法制与自由市场背后也充斥着社会封建性、经济桎梏，以及官僚体制的贪腐与行政效率低下等系列问题。因此，需要看到印度外资政策的形式文本与现实执行的差距，更需要去理解印度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文化，不要仅以人口、市场作为投资评估的绝对因素，因为印度的社会复杂程度远超预期想象。

二是要正视印度经济发展与安全的排序问题。从供需视角评估的结论是：首先，中国面临国内产能转移和产业链升级，而印度又亟需打造全产业链工业体系，可见两国产业互补性强，中印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其次，印度基建落后，且中国对印投资规模较小，中资在印度市场仍具有很大的潜力。但是，现实情况却与评估预期相差甚远。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对于国家安全的排序远高于经济发展需求，自力更生的传统已经让印度不计经济代价地打压中资，甚至拒绝了可以提振印度经济发展的RCEP。莫迪近期更是呼吁国民购买“印度制造”以替代“外国制造”。

当然，莫迪的焦虑可以理解，其任期内有关“印度制造”的宣传造势十分高调，但实际成果却比较尴尬：从数据看，制造业产值在印度GDP中的份额不断下滑，2019年占比仅为15%，甚至低于辛格政府时期18%的平均水平。此外，当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日益成为社会主流时，关于经济发展的序位还会下降，“国民志愿服务团”主席巴格瓦特就曾明确表示过，经济学、化学之类的学科并不是真正的教育，只有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

三是不可低估莫迪政府打压中资的意志与决心。虽然打着经济牌上位，但莫迪政府的两次胜选都不是发展主义的胜利，而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得势。事实上，莫迪政府在执政期间，都是以不妥协的强硬立场推动了政策执行。如，第一任期内不被看好的废钞、税制改革收效良好，第二任期内力挺罗摩庙重建、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拒绝加入RCEP、推出《土地征用法修正案》、尝试进行劳动法改革等，无一不是顶住了压力还加强了其权威性。即便面对当前声势浩大的农民抗议，莫迪依然态度强硬不肯就三项法案作出妥协，更何况是面对全民支持的限制中资举措。在其执政余期，强势与不轻易妥协仍将是莫迪坚持去塑造的形象。因此，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印度对中资的限制不会因中印关系的可能缓和而轻易消失。

其次，政府、企业都应积极筹措、讨论各行业领域应对困境之策。

一是对政府、行业协会层面的建议。政府宜综合考虑如何分门别类做好中企走出去的引导工作。如，是否允许高精尖产业出海，产业集群是否向海外转移等；相关部门应与印度政府达成社保互认等相关协议，减少中企在印运营成本；驻印使馆、商会可组织企业与当地行业协会开展合作，协助企业在印度合法合规开展经营，避免出现经营漏洞。此外，鉴于两国民间的误会与成见甚深，建议政府和商会联合商界、学界、媒体等组成智库，通过开展双边对话增进民间交流；建议组织专项调研，分析、识别出影响投资的主要风险要素，尽快构建起中企对印投资风险的预警与防控机制。

二是在印中企层面的应对思考。

1、中企应密切关注中印双边关系走向，尤其留意印方的新政策、新动向，并及时进行经营政策调整。如，遇到合同被无理取消等情况，可考虑通过上诉法院等方式自救；为规避风险，在印中企可考虑加快本地化进程。此外，中企有必要与邦、地方政府沟通以获得更多支持，为双边关系恢复后的长久经营打好基础。

2、企业新增投资或扩大经营等决策需谨慎。考虑到中印关系走向、印度市场前景尚不明朗，在印中企面临的政治、经济风险都比较高，现阶段不建议企业进行新投资。如需开展投资，建议多向驻印使馆和印度商会咨询，或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如具有中资背景的咨询公司、会计和律师事务所等。

3、中企应降低预期，做好应对长期困难的准备。做好业务、人员方面的统筹安排，可考虑减少对印度市场的投入或暂停印度业务；做好资金安全管理，面对卢比贬值、印度政府严格盘查，以及后续政策不确定性等问题，建议中企将多余资金转移回国，同时也要提防当地员工在公司账户和资金上做手脚。

（作者李艳芳系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