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奥雷·伯曼骑行手记对和平的感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句中国古谚，却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荷兰学者奥雷·伯曼（Ole Bouman）的经历。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家、城市设计和建筑策展人，2024年2月，身为同济大学外籍教授的伯曼骑上自行车，从阿姆斯特丹出发，途经维也纳、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乌鲁木齐、洛阳等多个城市，历经156天，横跨10756公里。同年7月，他最终抵达上海。

为了理解“东方”的蕴意，伯曼沿着丝绸之路，踏上属于自己的“东游记”。而后，他强烈地意识到：需要基于这段经历写下一本书，来分享这份理解，“特别是在这个误解加深、分歧加剧的时代。”

近日，伯曼的骑行手记即将完稿。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他说：“我希望这本书为有意维护世界和平的人带去启发”。本网转载如下：

万里路后一卷书

当伯曼在电脑上敲下书稿的第一个字时，他发现自己正“重蹈覆辙”——每天在空白文档里挣扎，比骑行万里更煎熬。写作的孤独远超骑行，只有光标在屏幕上无休止地闪烁。“我并非天生擅长写作，这简直是场战斗。”伯曼坦言。

在孤独、挫败和焦虑中，奥雷·伯曼坚持在写作之路上缓行，一如他一路向东的旅途。

当世界已习惯科技赋予的“加速度”，伯曼为何仍坚持以车轮和文字，去丈量文明的褶皱？

“和平需要对话，而真正的对话需要挣脱时代的‘加速度’。”人类要真正地理解他者文明，需要以血肉之躯的温度去融化偏见的冰层。“而这注定不会太快。”伯曼说。

“人类需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是能瞬间毁灭文明，”在他看来，当今的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合作而非对抗，为理解他者所作出的每一分努力，都弥足珍贵。

“我不是‘中国迷’”

在写作中，伯曼也试图探讨自己与中国的“羁绊”。

2005年，他初次飞往中国，其后数年间，伯曼举办了他在中国的第一次讲座、第一场展览。2015年，伯曼选择长期留在中国。十年来，他先后担任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创意总监，改造老玻璃厂房，建立新博物馆，又受邀成为同济大学的外籍教授。“某种难以名状的引力始终存在。”伯曼说。

“我不愿被简单归类为‘中国迷’，这个词太轻飘了。中国并不是一个足球俱乐部。”与中国长达十年的“对话”让他意识到：真正的文化探索需要经历困顿，而挫折恰恰构成了认知的厚度。

在数字技术空前发达的当下，对他者文化的接触越便利，越容易陷入浅尝辄止的幻觉。在奥雷·伯曼看来，真正的文化自觉，不在于固守或抛弃，而在于保持对惰性的清醒认知，并持续不断地克服懒惰。

少有人走的路，却有独特的风景。

2024年3月，在抵达伊斯坦布尔前几小时，伯曼在马尔马拉海边见到一尊巨型雕像——那是土耳其作家亚沙尔·凯末尔（Yashar Kemal）。

凯末尔穷尽一生心血在文学疆域构筑桥梁——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思想钢索，串联安纳托利亚高原与欧洲大陆的文明栈道，缝合土耳其与库尔德民族间的历史裂隙。

在凛冽的寒风中，伯曼望向凯末尔的雕像。“他因倡导对话而饱受误解，正如我骑行六个月欲促进与东方的对话，却发现许多人宁愿秉持争议性议程，因为‘理解’无益于利益争夺。”伯曼说。

对话历史与当下

沿着丝绸之路骑行，在伯曼看来，他旅途中的每一天，都在与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历史与当下对话。

书写过程中，途中许多场景随着他背景知识的丰富而被发掘出更多含义，这场漫长的对话也更显韵味悠长。

回溯游览嘉峪关的经历，伯曼感觉有些过于“热闹”了：城墙上挤挤挨挨的游客、兜售各色旅游纪念品的摊位，甚至还有身着明代铠甲的“关长”……伯曼转身远望另一侧——远处戈壁残存的沙丘中，矗立着一座工厂。

他远眺向厂房烟囱时，虚构的历史图景突然与当代中国产生了连接：正是这些日夜运转的工厂，才支撑起打造这片“古代文化景观”的可能。“要建博物馆，先得建工厂——这何尝不是中国发展逻辑的缩影？先完成现代化的‘奇迹’，才能培育出拥有度假需求的中国消费群体。”伯曼说。

在西宁，伯曼跟着一个提着两个鸟笼的老人走了10分钟。“等红绿灯时，他小心翼翼查看鸟儿的模样，那种对爱宠的珍视与自豪，瞬间让市井街角变成了属于他的完整‘小世界’。”这一幕在奥雷·伯曼眼中，超越了文化差异，也超越了时空，“当我们学会为一个陌生人的鸟笼停留，和平就有了最小的计量单位”。

当游客散尽，伯曼品味了在敦煌的独处时刻。“我夜行莫高窟，唯闻风声鸟鸣与千年佛窟相对。”他说，在那一刻，他既能感知历代僧侣修行时的宁静，又能洞见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共性——无论是留下壁画的画师，提着鸟笼的老人，还是戈壁滩工厂里的工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编织生命的意义。

西出阳关有知己

决意远行，也许需要一些“莫愁前路无知己”的达观。

旅途中“知己式”的共鸣，不仅是伯曼与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善意互动，更是一种穿越时空，与古代旅人的“心意相通”。

在敦煌，伯曼深入戈壁，去见证汉朝边疆的遗迹——逶迤的长城与三座雄关交汇——酒泉、玉门关、阳关，历经近两千年风霜，依旧巍然。

“站在阳关前，我立刻想起了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他轻轻吟诵，“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诗句惊人的写实。“那是一种压倒性的孤寂，黄褐色无垠的苍凉，风在断壁残垣间呼啸的锐响。”伯曼说，时空仿佛在此凝固，两千年未改颜色。

沿着曾经的边境线西望，伯曼突然深切体会到丝路旅人踏入未知时的心境：一旦西出关隘，便坠入无垠荒芜。

“但更深的顿悟随即击中我：原来我的旅程同样壮阔。”从阿姆斯特丹出发，伯曼一路向东，穿越无数边界：有形的、无形的；历史的、文化的。他多少次抵达目力所及的远方，眼前再度升起新的地平线——每次抵达都意味着更辽阔的启程。

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入阳关晒经，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更有数千年间无数往来远行于丝绸之路上的旅人……在阳关前，奥雷·伯曼幻想着这一串串脚印、一幕幕历史，“若他们有知，或许亦会生出‘西出阳关有知己’的感慨”。

“我甚至幻想着与那些准备启程的古代旅人对话，告诉他们：阳关之外虽有胡沙与塞尘，也有无数善意的面孔。”伯曼说。

受访者简介：

奥雷·伯曼（Ole Bouman），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曾任《Volume》杂志主编，荷兰建筑学会馆长。他曾参与策划第三届欧洲宣言展，以及深圳、圣保罗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国家馆，并担纲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创意总监。著有《建筑中的不可见》《无所不在的中国》《责任建筑》《设计互联：成为创新聚合力平台》等，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香港大学讲授建筑与设计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