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COVID-19对拉美地区经济复苏的影响

A. COVID-19在全球爆发之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政策空间受限

正值经济疲软与宏观经济脆弱时期，COVID-19的大流行冲击拉美地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2010-2019），地区GDP增长率从6%降至0.2%，而2014-2019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是拉美地区自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为0.4%）（见图1）。随着在拉美地区的蔓延，本次疫情被认为是卫生、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危机。虽然本次疫情的程度与持续时间暂时无法估计，但现在已经较为清晰。这将导致该地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对就业、消除贫困和减少社会不平等造成破坏性影响。

本文的目的是量化新冠疫情造成的短期与中期的经济影响。关于短期影响——在2020年期间，本文将基于2020年4月17日披露的数据对拉美地区所有次区域及其经济体的生产、就业、贫困、收入分配的动态变化进行评估。此外，本文还将列出当前已公布的应对新冠疫情所实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

量化经济活动的收缩程度能使当局确定恢复经济正常运行所需措施的规模。但是此次恢复正常运行的目标并不是指恢复至疫情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本报告总结的中期经济影响描述了生产组织的结构性变化，而这些改变现在正在进行，并且推进速度将加快。此外，还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例如劳动力结构、就业与民众幸福感等。总的来说，短期的定量估计，再加上对中期主要性质变化的预测，将形成一种新常态。

1.由于负债较高、利息支出上升和税收有限，拉美地区增加财政支出的空间较小。

拉美国家的财政赤字积累（过去十年平均为2.7%）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总额。在2019年拉美政府的公共债务总额为44.8%，比2011年的29.8%增加了15%（见图2）。国家间的债务水平也各不相同，2019年末巴拉圭、智利的债务占比不到25%；而阿根廷达到了89.4%，巴西达到了75.8%、哥斯达黎加达到了61.3%。此外，高债务不仅体现在政府，还体现在非金融公共企业。

高额的利息支付限制了现有资源的发展，我们可以从政府卫生部门的支出与投资看出。政府付息的金额从2010年占GDP的1.7%攀升至2019年的2.6%（见图3），而卫生部门的支出却没有增加这么多（从2010年占GDP的1.9%到2018年的2.3%）。同时，资本支出作为财政整顿的调整变量也从GDP的3.9%降至3.2%，尤其是中美洲国家的偿债负担令人担忧。

过去十年间，虽然中美洲国家通过财政改革（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或创造盈余（萨尔瓦多）减少其偿债负担，但这些国家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平均总额从2010年占33.2%增加至2019年占GDP的44%。同时，这些国家的利息支付也从GDP的1.8%升至2.5%。

为寻求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这些国家通过降低资本投资以抵消付息上升的影响，因为付息的金额要多于卫生、教育与社会保障部门。

尽管拉美地区许多英语国家被认定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些国家被高比例的公共债务牵制，因为它们需要不断地融资以修补气候灾难导致的生产结构漏洞。因此，高额的利息于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虽然中央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大多实现了盈余（平均占GDP的0.8%），但它们往往会出现总体赤字，平均占GDP的2.5%，最大值是2013年占GDP的3.4%。

初级盈余的产生阻碍了公共部门和社会支出的筹资。虽然大量的初级盈余导致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从2017年GDP的72.8%下降到2019年GDP的68.5%（见图4），但巴巴多斯、伯利兹、牙买加等国的债务仍然很高（分别占GDP的122.6%、93.7%和87.4%），与此同时这三国的利息支付额分别GDP的3.4%、2.9%和6.3%。

此外，它们还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因为这些灾害经常破坏重要的经济资产。

对于拉美整体而言，有限的公共收入减少了财政空间。在过去十年中，拉丁美洲中央政府的公共收入总额平均占GDP的18.2%。这种停滞是由于经济活动放缓、偷税漏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特别是在南美洲和墨西哥）、贸易自由化期间的关税削减以及由于自由区和出口加工业的特许权引致的税收要求上升。在目前的气候条件下，公共收入将更受经济活动急剧收缩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

2.当局刺激货币总需求的措施导致货币政策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但到目前为止刺激经济复苏的效果甚微。

2013年底，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后，在通胀率较低的情况下，拉美地区当局面临着选择刺激总需求还是避免宏观金融动荡加剧的两难境地。2019年，该地区国内总需求降低，特别是消费和投资增长长期、普遍降速，随之而来的是通胀率下降和货币波动率降低，这使各国政府得以采取扩张性政策，根据各自的汇率制度，不同程度地开放市场。

为了降低贷款利率和提高国内信贷，货币当局将主要通过降低货币政策利率和扩大货币总量来增加货币流动性，还将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以减轻汇率压力和外部账户赤字。虽然2019年末达到了史上最低的货币政策利率，但贷款利率依旧稳定，实际上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减少了（见图5）。这两种趋势都反映出货币政策很难减轻低增长对信贷的风险，以及使代理人提升消费和投资的意愿。

私营部门的高额债务（家庭和私营非金融公司）制约了货币政策，还制约了其有效性。债务规模的上升与盈利能力的下降影响了非金融部门，并引起了当局的关注。从2001年12月到2019年9月，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与墨西哥的私人债务水平从6.88亿美元上涨到24.45亿美元（见图6）。此外，2010年至2016年间，拉美地区34个经济部门的2241个公司中，47%-62%家企业有盈利能力下降的现象。

B. 这一流行病的爆发将导致拉美地区经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活动收缩

本次新冠疫情正通过外部和国内因素影响拉美地区的经济，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将导致该区域自190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 外部影响

2020年世界总产值下降的幅度将是近几十年来最大的。全球GDP预计将萎缩2%左右，而发达国家的GDP将比新兴经济体降低得更多。

预测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近4%（与2019年12月的1.9%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足2%（12月的预测为5.8%），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近6%（12月的预测为1.2%），日本的经济收缩将超过4%（见表1）。

世界贸易量已经崩溃。世贸组织估计，2020年将世界贸易量将下降13%至32%。

全球商品贸易量在疫情流行前就已经有降低的趋势，在2019年全球贸易量减少了0.4%，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下降（见图7）。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在2018年以来建立的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影响。

除了价值链中断以外，一旦中国恢复生产，由于疫情下的出口具有时滞性，中国的对外出口将会受阻，尤其是向正在遭受疫情的国家出口。而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出口需求的减少将放大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不利影响。

全球经济活动的减少，尤其是美国、中国和欧洲，使拉美国家的对外贸易量锐减、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此外，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因移民汇款减少而面临受到美国经济收缩影响的风险；就墨西哥而言，油价下跌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

鉴于该区域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和出口价格急剧下降，本报告提出的预测如下：该地区的出口额可能下降近15%，价格下降8.8%，数量下降6%，这主要是由于全球需求的急剧收缩（见表2）。

平均来看，即使产品价格现在还没有开始降低，价格亦会下行。例如最近几周农产品价格虽然并没有像石油和金属一样急剧下跌，但也已经开始降低了。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观测到肉类价格的下跌：在过去两个月，牛肉与鸡肉的价格平均下降了6%。而石油作为拉美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其需求下降了约30%。

南美国家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因为他们的大宗商品出口极易受到价格下跌的影响。2020年该地区对中国出口的下降幅度最大（24.4%）（见表3）。这可能主要影响中国价值链中与其具有前向联系的产品，涉及的国家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这些国家出口的最大目标国就是中国。

现今全球金融形势不断恶化，与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似，甚至部分部门的危机要比那时更严重。波动率上升到创纪录的水平，新兴市场大量资本外流，大多数货币对美元贬值，主权风险急剧增加（除非在投资者为寻求资金安全而“逃离”至“避风港”国家，这些国家的主权风险创历史低点）。

金融市场受到全球疫情的严重影响，也是长期以来金融脆弱性加剧的结果。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收入，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在2019年第四季度，全球债务总额超过255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322%。

在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获得的资金减少，导致来自外国的资本流动减缓（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近800亿美元）以及非居民的净投资组合和其他投资流出（见图8）。到2020年，流向拉美国家的侨汇可能收缩10%-15%，预计需要4-8年才能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在该区域的一些国家，侨汇对经济活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见图9）。海地的侨汇占GDP的30%以上，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占20%左右，危地马拉、牙买加和尼加拉瓜占10%以上。80%至90%的汇款用于负担家庭的基本需求（食品、健康和住房）。因此，侨汇流入的减少将对家庭消费与贫困人口产生重大影响。

拉美地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美国）的疫情正在影响移民就业的传统部门，如建筑业、餐饮业和酒店业。在2018年，来自该地区国家的28.7%的移民受雇于服务业，20.6%的移民受雇于建筑和维护业（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可以通过目的地国的移民和社区的受援家庭获得的直接资助（转账）缓解本次危机对汇款的影响。本次疫情危机还突出了移民劳动力在移民人数众多的国家的粮食生产和保健服务等部门所作的巨大贡献。

旅游业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该产业的复苏将取决于世界各地如何、何时开放国境或边界。预计2020年，全球游客人数将下降20%至30%，降幅远大于2009年（4%）（世旅组织，2020）。在2020年旅游业收入减少30%的情况下，加勒比、墨西哥和中美洲、南美洲国家的GDP将分别下降2.5、0.8和0.3个百分点。在加勒比地区，疫情对就业、家庭收入和政府收入的连锁影响是最大的，旅游部门就业人数约为240万人，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5%（见图10）。旅游业下降还将影响微小型企业，因为旅馆和餐馆部门占很大比例——覆盖了99%的企业和77%的就业人口（拉加经委会，2020年）。

2.国内影响

国内影响加剧了外部影响，因为遏制本次疫情蔓延的卫生政策使生产和经济活动陷入停滞状态。由于缺乏治疗新冠病毒的有效手段和疫苗，控制这种流行病的措施主要为限制人员流动，但这将对生产活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隔离导致了航空、旅游、商业和自由区等活动的减少。

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均面临着收入大幅下降、难以获得信贷和破产风险等问题。

此外，疫情对居民的工作条件和就业、收入的严重影响反过来将导致各国总需求下降和贫穷人口增加。我们将生产部门依据受疫情影响程度的不同分成三类：

i)受影响最小的部门：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

ii)受到中等程度影响的部门：采矿和采石业、制造业、电力、天然气和供水、建筑、金融中介、房地产、商业和租赁服务、公务员、社会和人力资源服务等；

iii)受影响最大的部门：批发和零售业、维修、酒店餐饮、运输、储存和通信、一般服务业等。

部门分类将用于评估疫情对2020年GDP的影响。另外，这次评估将从不同维度展开，包括增长速度、生产结构以及技术密集性等方面，后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C. 应对COVID-19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的政策

拉美国家在疫情发展初期就迅速实行了应对措施，在大范围内实行经济政策以缓解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这些措施旨在增加卫生部门的公共资源投入，为家庭生活、生产能力与就业提供保障，避免流动性危机以及防止经济体系崩溃（见表5）。

本次疫情期间，拉美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实施规模超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时的规模。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秘鲁实行措施的成本为GDP的7%多一点，辅之以高达GDP4%的国家信用担保；而智利则宣布了相当于GDP5.5%的救助方案，并增加了相当于GDP10%的信贷保障。

首先，各国通过重新分配预算来完善卫生系统，抵消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雇员的收入损失，扩大社会安全网，从而迅速释放资源。初期主要是以减轻企业现金流压力为主的税务减免措施，同时还扩大了信贷担保的规模（尤其是中小企业），在确保就业水平的基础上维持资产的流动性。货币当局已采取措施，通过使用“传统”工具增加流动性，并降低了货币政策利率（见图11）以及法定准备金率；宣布向金融机构提供援助，特别是通过短期市场提供援助，以避免资金错配，防止流动性不足导致企业破产。此外，国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也有所加强，并不是为了扭转已经发生的货币贬值现象，而是为了缓解汇率波动。

为了奉行人道主义以及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所实行的财政刺激措施实际上增加了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与债务水平。因此，拉美地区的国家需要更新财政契约，增加未来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灵活性，同时将金融风险最小化。

D. 202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

1. 研究方法

首先，经济增长预测将评估全球衰退对拉加区域内经济体的影响。下一步是评估检疫和社会隔离措施对国内供应的冲击，这些措施使各部门的经济活动陷于不同程度的停滞。本文进行预测的假设是未来疫情将向隔离措施逐渐减少，生产逐渐恢复的方向发展（即使这在现下仍是高度不确定的）。

2. ECLAC预测拉美经济在2020年将收缩5.3%，贫困人口将增加约3000万人。

部分国家受到中国经济下滑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南美地区的经济预计将萎缩5.2%，因为中国是其商品出口的主要市场。而价值链的中断将对巴西和墨西哥的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影响，这些国家拥有拉美地区最大的制造业部门。我们预计巴西经济将萎缩5.2%，墨西哥萎缩6.5%。中美洲国家的经济下滑幅度较小（预计将收缩2.3%）；受劳动密集型的旅游服务业需求下降的影响，加勒比经济体预计将收缩2.6%。

我们预测，2020年的劳工指标将显著恶化。失业率预计将攀升至11.5%左右，较2019年的8.1%上升了3.4个百分点。这将使拉美地区失业人数达到3770万人，比2019年的2610万增加了近1160万人。在加勒比地区，旅游部门占许多国家就业的50%以上，所以失业率升高的幅度更大，远远高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失业率（2008年的6.7%上升到2009年的7.3%）。此外，拉美地区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率高，意味着工人极易受到疫情和应对措施的影响。由于受到此次疫情的冲击，就业岗位占据巨大份额（占正规就业的50%以上）的中小企业扩大了就业方面的不利影响。

社会隔离措施以及与日俱增的病人数量加剧了男女不平等现象，因为居家隔离增加了妇女的工作量且无法获得报酬。家庭也受到经济萎缩和失业率上升的影响，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在此背景下，预计2020年贫困率将从30.3%上升到34.7%，增加2870万贫困人口（见表7）。极端贫困率预计将上升2.5个百分点，从11.0%上升到13.5%，这意味着极端贫困人口将增加1600万人。收入分配也可能恶化，甚至在考虑就业收入下降导致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之前，飙升的失业率仍将使基尼系数提高1%到2%，导致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会更加窘迫。

编译：景策   校对：洪朝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