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例外主义”欧洲观看英国脱欧

2019年8月2日，2020年1月29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英国脱欧协议，确定英国在1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当天的全体会议上，欧洲议会各党团领袖纷纷发言，多数人表达了对英国脱离欧盟的遗憾，最终，欧洲议会以621票赞成、49票反对、1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英国脱欧协议。这也是欧盟完成批准英国脱欧协议的所有法律程序，英国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退出欧盟的国家，欧盟的会员国数量从目前的28个国家降至27个国家。根据“英国脱欧”协议，英国从现在起至2020年12月31日可以与欧盟保持原有的旅游、贸易与经济关系，但双方在过渡期间仍需要继续针对自2021年之后，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展开谈判，其中达成新一轮的自贸协议是双边谈判的重中之重。 

一、导致英国脱欧的多方面因素 

英国一直认为其自身在欧洲地区具有独特性，早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英国全民公投中，英国民众就以51.9%的比率选择脱离欧盟，当时的结果就显得出人意料，而此次英国正式脱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当前英国自身经济状况在整个欧洲地区名列前茅，具备脱离欧盟和独立发展的经济实力，其本土更多使用英镑而非欧元进行交易和结算，伦敦也是著名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脱离欧盟在经济和金融层面对本国的影响较为有限。二是在自然环境层面，英国与欧洲大陆被英吉利海峡隔离，人员流动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较少，地理上相对容易“脱欧”。三是近年来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均，导致进入英国的其他欧盟成员国移民大量增加，此外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难民也在涌入欧洲地区，这都对英国本土的高福利政策形成显著压力，“脱欧”可以防止大量难民和移民进入英国国内引起更大的社会阶层矛盾。 

四是在政治和政策层面，欧盟议会主导权长期被德法两国把持，英国政府在欧盟话语权较少，此次“脱欧”，英国政府宣称可以取回更多立法、经济和内政的自主权，规避欧盟议会对英国政府的影响和干预。五是“脱欧”之后，英国既不再需要每年向欧盟缴纳高达100亿美元左右的成员会费，节省了政府财政支出，也不再需要与欧盟统一对外关税标准，便于自主制定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以便更加有效地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打造一个更加富裕的经济体。六是近年来欧盟在政治上不断追求独立自主，在一些国际事务上与美国渐行渐远，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面临一个来自于欧盟的霸权危机，此次特朗普政府公开支持英国“脱欧”，就是希望英国可以成为欧盟分裂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可以极大地动摇与削弱欧盟的影响力、内部团结和整体实力，而英国政府也希望得到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以便在国际上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继续保有其在欧洲事务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此次英国脱欧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政治、外交和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从更深层面来看，此次英国脱欧反映了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的历史根源，在处理与欧盟的国际关系问题上，“例外主义”欧洲观和“疑欧主义”思想长期影响英国政府行为，英国脱欧实质是历史根源和现实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例外主义”欧洲观是英国脱欧的历史根源 

由于在地理上与德法等处于欧罗巴大陆的欧洲大国隔海相望，自古以来英国深受“例外主义”欧洲观的影响，形成独特的“疑欧”传统，导致其“疑欧”思潮长期存在。“例外主义”欧洲观不仅源于英国在地理上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特性”，也来自其历史上的“日不落帝国情结”。同时，英国从1815年打赢第二次百年战争，到1973年才正式宣布结束英美特殊关系并加入欧共体，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欧洲外者”（Europe Outsider）身份，这也与“例外主义”欧洲观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例外主义”欧洲观在英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国际事务方面均有相应体现，主要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策和开放贸易理念；政治上的独特议会民主和主权至上观念；外交上奉行“光荣孤立”政策和维持欧洲大陆平衡的准则；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国际角色的行动自由风格等方面。“例外主义”欧洲观的上述观点也一直贯穿于英国与欧盟（欧共体）的历史关系之中。 

从丘吉尔执政时期公开反对英国加入“联邦化”欧洲时，曾将英欧关系定位为“英国与欧洲的关系”开始，到1971年英国议会围绕是否加入欧洲共同体展开的大辩论，再到卡梅伦执政时期“留欧”与“脱欧”两派辩论的核心观点一脉相承，疑欧主义者和“脱欧”派一直都在坚持英国“例外主义”的欧洲观和“欧洲外者”的角色定位（金玲，2019）。1971年英国议会围绕是否加入欧共体的大辩论中，疑欧主义者就一直持有三个核心论点：一是反对共同体农业保护政策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过高，以及由此对英国造成的巨额经济负担，倡导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二是担忧英国自我治理能力面临风险，从而损害英国的主权和利益，应当保证英国自身决议不受英国之外的任何机构的影响；三是保护英国特有的国际地位和免受欧共体约束，疑欧主义者甚至认为加入欧共体会造成英国在国际事务和影响力层面的收缩。三个反对观点均与“例外主义”欧洲观的经济、政治和国际事务理念保持高度一致。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就曾明确表示出凸显英国作为“欧洲外者”和发挥维持欧洲大陆平衡作用的外交策略，她曾在布鲁日演讲时提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为避免欧洲大陆陷入单一力量主导而斗争；独立主权国家的意愿和积极合作是建立成功共同体的最好方式；国家控制的经济只会带来低增长，欧洲不应是保护主义的”。（Margaret Thatcher，1988）撒切尔夫人的观点突出了主权国家合作的政府间原则、务实原则和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可以说是与“例外主义”欧洲观一脉相承。同时，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欧盟内部矛盾的日益突出，英国的“例外主义”欧洲观而在英国本土的呼声愈发高涨：在欧盟范围内依然主张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理念，领导单一市场建设；在与主权密切相关的政策领域，如货币政策等问题上“选择性”退出。反过来，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也造成了在德法主导的欧盟议会内部强化将英国视为“一体化中的外者”的观点。此外，近年来欧盟为加强控制和改善经济现状，将更多职能集中于布鲁塞尔进行统一管理，导致“例外主义”下的英国“疑欧情绪”急剧攀升，脱欧议题在英国国内政治中不断升温。2010年英国政府首次在最高级别会议上公开辩论脱欧选项的可能性，从此开启脱欧进程，而随着英国公投进入政治议程，这个最具分裂性的话题最终成为了现实。 

三、欧盟应对债务危机措施与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的直接冲突 

如果说英国在欧盟发展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例外主义”欧洲观和“疑欧传统”是英国脱欧的历史根源，那么欧盟在应对债务危机不利导致其存在的功能合法性基础遭受质疑，可以说是英国脱欧的直接导火索，欧盟应对欧债危机的相关措施与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之间形成直接冲突，使得英国本土“疑欧思想”不断高涨，进一步推动了英国脱欧进程。 

在欧元区成立之初，其宏观经济机制设计上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一是欧元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成员国相对独立的财政政策之间存在的矛盾成为日后的突出问题；二是欧元区缺乏一个抵抗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系统性财政制度设计；三是欧洲货币联盟缺乏一个“最后的贷款人”机制，使之能在信任危机发生时借款给政府以稳定金融市场；四是无法有效监督和保证各成员国实施正确和有效的经济结构性改革，以及阻止欧元区内各国经济分化的问题。而上述缺陷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显著放大，为了有效应对危机，欧盟提出了欧元区经济治理一揽子方案，主要包括：强化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财政纪律，加强对各成员国经济和财政监督，增进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改变以往重赤字而轻债务的监管思路，通过更严厉的手段要求各成员国控制债务水平等。在一揽子方案生效后，欧盟委员会也就拥有了对各成员国内部的政策领域内进行监督和评估的权责职能，甚至有权对违规成员国实施相应制裁。 

同时，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欧盟也已引入了针对预算管理的“欧洲学期”（European Semester）制度，该制度主要包括：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下对各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和支出进行事先协调和监督，推动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更加紧密的协调，以确保成员国的财政状况稳定；在《欧洲2020战略》下施行经济结构改革举措的事先指导、协调和监督，并将经济结构改革纳入《国家改革计划》；引入对宏观经济失衡的事先指导和协调，缓解欧盟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这就要求各成员国在向议会提交财政预算和支出之前，需要提交给欧盟详细审查以防止类似希腊的财政危机再度重演，从而赋予了欧盟委员会对各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和支出中的建议和监督职权。 

在欧元区经济治理一揽子方案和预算管理的“欧洲学期”制度下，欧洲议会前所未有的获得了对各成员国经济政策和财政预算支出等领域进行干预的权利和职能，间接涉入了各成员国内部的政治决策之中，导致各成员国的民主政治和自我治理与欧盟议会的权责职能之间的矛盾不断放大。而欧盟上述应对债务危机的措施与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之间形成直接的严重冲突，使得英国本土“疑欧思想”不断高涨，进一步推动了英国脱欧进程。 

一方面，面对债务危机引发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欧盟应对不力效果不佳，造成其功能合法性在欧元区内遭受严重质疑，这加剧了英国脱欧进程。欧共体和欧盟的合法性更多来自于其功能性作用，这也是欧盟长期以来的“宽容共识”的支柱，即欧洲地区民众认为欧盟的出现和存在是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最合适机构，欧盟能够为该区域内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附加产品。但近年来，德法两国主导的欧洲议会在应对债务危机和难民难题的持续不力表现，已严重损害了欧盟存在的功能合法性基础，遭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成员国民众的质疑，欧盟陷入信任危机之中，导致英国民众对留欧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加剧了脱欧进程（冯仲平，2016）。 

另一方面，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一贯主张经济上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政策，政治上议会民主和主权至上观念，以及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国际角色的行动自由风格等，而欧债危机所引发的欧盟上述对成员国政治和经济进行干预的职责权利，都与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严重冲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2013年针对英国与欧洲问题的演讲中就曾强调，“不存在所谓的‘欧洲民众’（European Demos），各成员国议会才是欧盟民主合法性和责任性的最终来源”（David Cameron，2013）。卡梅伦甚至认为此次欧洲债务危机是英国改革与欧盟关系的重要机遇，他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利用机会重塑与欧盟的关系，以满足我们在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以及合作方面的利益。我认为那意味着更少的欧洲、更少的成本、更少的官僚主义以及更少的规范” （David Cameron，2012）。上述言论也与“疑欧主义”观点相契合，在欧盟应对债务危机不力的大背景下，“脱欧”派积极宣传，从欧洲议会收回英国自身应有的控制权与立法、经济、内政的自主权，规避欧盟议会对英国政府的影响和干预，以及在难民危机和移民问题下控制边境的权力，并表示独立于欧盟之外的英国能够拥有更多与大西洋地区和新兴市场国家开展经贸关系合作的空间，这些都加剧了英国脱欧进程。 

综上可以看出，英国内部深受“例外主义”欧洲观的影响，导致“疑欧”思潮长期存在，并且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而持续深化，贯穿于英国与欧盟的历史关系之中；欧债危机的蔓延推动了欧盟议会不断强化欧元区内的经济政策统一管理，而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相关措施，不仅削弱了欧盟存在的功能合法性基础，而且与英国“例外主义”欧洲观之间形成直接冲突，加剧了“例外主义”欧洲观下的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的矛盾，进一步推动了英国脱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