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以环保之名抵制特斯拉,“正确的错误”何时能休?
抵制生产绿色环保电动汽车的超级工厂的原因,竟然是绿色和环保本身。
正在建设的特斯拉德国超级工厂,继1月因二战遗留炸弹触发安全隐忧之后,2月中旬又因伐木争议再一次拖延了工期。
对比特斯拉上海工厂的“中国速度”,人们不禁质疑德国还是不是那个以严谨和效率著称的工业强国。在下一轮技术进步方向尚不明确、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今天,这类所谓“正确的错误”,越发显得不合时宜。
以环保之名
德国,或者说整个欧洲,是全世界汽车市场的重要板块之一。根据美国信息处理服务公司(IHS)的相关数据,欧洲汽车销量占全球市场总规模的25%左右。随着欧洲多国推动交通电气化战略并为车主提供补贴,继中国和北美之后,欧洲的电动汽车市场也成为了各方角力的主战场之一。作为电动汽车领域的明星,特斯拉当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2019年11月宣布特斯拉欧洲首座超级工厂落户柏林时,柏林副市长拉莫娜·波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眼光的人来柏林!欢迎来到大都市区,特斯拉!”
特斯拉德国超级工厂选址在柏林以东,即前东德地区的格林海德。特斯拉斥资4091万欧元购买了大约300公顷的土地用于工厂建设。建成后,超级工厂预期能够为当地提供1.2万个工作岗位,汽车年产量将达到50万辆。这对于该地区而言无疑是一个大好消息。
然而,超级工厂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2020年1月,数枚二战时期未爆炸的炸弹在工厂建设过程中被发现,并在几天后被安全引爆。然而比起炸弹,当地居民的忧虑对于工厂建设造成的阻碍更甚。
当地居民的忧虑主要有两方面:首先,特斯拉工厂每小时用水量达到372立方米,由于当地水资源本就不丰富,居民担忧这可能会导致饮用水出现供应或污染问题;另外,这300公顷的土地大约有92公顷是松林,因为工厂建设,这些树木都需要被砍伐清理,当地环保组织“勃兰登堡绿色联盟”担忧,这可能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
当地居民的忧虑和抗议持续发酵。2月15日,德国高级行政法院命令特斯拉应当立即停止施工,直到法院对“勃兰登堡绿色联盟”的申诉做出最终的裁决。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广泛忧虑。一方面,当地官员担忧这一潜力巨大的超级工厂项目本身出现延宕,影响当地就业和经济;另一方面,超级工厂项目如果进展不顺利,会使得潜在的国外投资对德国项目更加谨慎,从而对德国未来经济造成更深远影响。
其中更加值得玩味的是,抵制生产绿色环保电动汽车的超级工厂的原因,竟然是绿色和环保本身——尽管特斯拉已经在工厂建设过程中采取了符合环境标准的各项措施,包括噪音限制、动植物保护等等。
对于特斯拉来说,幸运的是,法院2月20日便裁决特斯拉可以继续施工,工程延宕5日后,风波暂告一段落。
不断重复的故事
虽然特斯拉工厂停工事件成了产业界的大新闻,但是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反应其实相当平静。浏览德国主要媒体网站,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深度和关注度都相对较低,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德国乃至欧洲社会屡见不鲜。修了4年还没有完工的一条200米长的公路、永远都在改造中的交通枢纽、遥遥无期的新地铁线路……比起一些“史诗级”延宕工程,特斯拉停工事件甚至都算不上波折,而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德国柏林新机场项目。
2010年,柏林新机场因为建设集团破产而工期延宕。2012年,在万众期待的柏林新机场终于即将竣工交付的26天前(主要航空公司都已经从数月前就开始售卖该机场始发机票),却因为烟雾报警系统和通风系统未通过安全验收,消防系统本身因为接线问题成了最大消防安全隐患,导致未能交付。时至今日,因为预算流程等问题,消防系统仍未完成整改,人们仍未看到新机场交付的曙光。
屋漏偏逢连夜雨。土木工程建设的质量问题、管理层不断更迭、机场的主要使用者柏林航空在2017年破产清算等等,都让新机场的交付更加渺茫。在长达8年的等待期中,机场的很多设施尚未使用就已经在长期放置中达到了使用寿命,这些设施都需要额外的投资去更换。
2018年,新机场更换了750块达到设计寿命的航班信息显示屏,并为此付出了超过50万欧元的代价。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度,新机场在2020年10月交付使用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有公众建言,将新机场拆毁重建也比修修补补竣工快得多。
斯图加特火车站改造项目则是另一个著名案例,包括巴登-符腾堡州州长在内的当地政要甚至连出席奠基仪式都不愿意。该项目自1994年启动,1997年一家工程建设公司以25亿欧元的价格中标。然而,伴随着漫长勘探及审核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到2010年,预算暴涨到了100亿欧元。
此外,由于保护古迹(斯图加特老火车站是德国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树木、安全隐患等各种原因,围绕斯图加特火车站项目的抗议示威不断,2010年甚至还出现过防暴警察用高压水枪镇压示威者的情况。直到2012年,这一项目才开始顺利施工,并预计于2021年完工。可到了2018年,这一预期又改为2025年。
“正确的错误”
如果仅仅去看德国每一个拖延项目的技术细节,会发现拖延的具体原因都具有高度复杂性。然而如果尝试抽离细节,就会发现,所有的延宕都有一个共同结构:次要的因素对整体的发展形成否决,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然而这些次要因素的否决权,又有其十足的“正确性”。
就特斯拉项目而言,当地居民保护水资源、保护森林和生态当然都是正确的,是他们无可指摘的权利;就柏林机场项目而言,不轻易增加预算、不做系统性的整改无疑也是对投资最负责、最稳健的做法。
事实上,在工程建设领域之外的其他议题上,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类似“正确的错误”也不少见,包括对可再生能源极端追求的态度、对不可持续的高福利的不断投入等等。
有分析人士指出,“正确的错误”的确具有现代性,一方面体现了社会成员对于社会事务的责任心和参与感,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充分的互相尊重。这些“正确的错误”所赋予的否决权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能够得到重视,从而形成良性的社会协商。但与此同时,“正确的错误”带来的结果往往是次要矛盾压制或延后了主要矛盾的解决,从而限制了一个企业、社会乃至地区的长远发展。在德国以及欧洲,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家顶住“正确的错误”,把主要矛盾作为主要议题,肩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