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

随着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第一，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劳动力或迟或早将出现相对和绝对短缺；第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远甚于之前；第三，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积累率必然会有所下降，由此决定了资本存量增幅的放缓。这些局限条件的转变，决定了中国长期经济增速必然会有所下滑。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下滑，至今年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仅为7.6%，创十三个季度新低。经济增速的连续下滑，引发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普遍担忧，“崩溃论”、“‘硬着陆’论”此起彼伏，略显温和的措辞也指出“（2012年）下半年最大变数不是欧债而是中国经济”。另一方面，不少人根据中国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原有国际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等因素，认为在长期中，中国经济增速也将有明显下滑。 　　情况果真如此吗？与大多数略显悲观的观点不同，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笔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在短期中，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在长期中，经济增速将有适度回落，但仍可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不同期限下，决定经济增长的力量并不相同。在长期中，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生产或者供给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反之，在短期中，经济的潜在产出是既定的，此时总需求决定着经济的增长水平。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段时期中，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既有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因素，又有制度或者生产组织方式显著改善的作用。 　　1979-2010年期间，中国产出水平显著提高，按生产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9%的高增速。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生产要素投入的显著增加。这期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138.1倍，即使扣除价格因素，这一增量亦相当可观；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从1982年的6.3亿人上升至2010年的10.0亿人，这还没考虑劳动力素质上升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能源消耗增长4.7倍，土地和淡水等自然资源的耗费也有显著增加。 　　在外延式要素投入增加的同时，制度变革也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并为随后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理顺了各种资源要素的配置，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对外开放则不仅扩大了中国产品的需求市场和开拓了生产要素的供应市场，而且提升了中国的技术与管理水平；最后，货币金融制度领域的变革，对内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对外能稳定贸易和资本出入环境，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及吸收利用外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另一方面，在短期中，分年度看，中国经济需求驱动的特征明显。改革开放之初，各种机制、体制还极不完善，政府行为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较大，相应地，中国经济频繁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而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日益提高，外部需求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中国经济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和外部冲击的影响。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锐减，经济增速从二季度的10.8%迅速下降至2009年二季度的6.6%。 　　长期与短期衔接的关键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关系。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包括居民和厂商）在短期做出的消费—储蓄（投资）决策，既会影响到短期中经济增速，也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这一角度看，被广为诟病的中国高储蓄和低消费，尽管在短期会影响经济增速，但在长期对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研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堪称“奇迹”。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更主要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虽然各种制度的建立、完善和改革于经济增长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某种程度上，这种增长模式是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包括人口等）条件相契合的。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第一，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劳动力或迟或早将出现相对和绝对短缺；第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远甚于之前；第三，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积累率必然会有所下降，由此决定了资本存量增幅的放缓。这些局限条件的转变，决定了长期中中国经济增速必然会有所下滑。 　　从需求因素看，中国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依赖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增长。首先，2008年爆发于美国并最终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有较大机会改变西方社会的行为模式，借债消费、提前消费的行为会有较大改观，这意味着中国外需增长的放缓。另一方面，无数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产出竞争，对我国出口迟早会产生不利影响。而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在预期回报率下降的情形下，投资增幅不可能经常性地高于过去三十多年的平均增速。 　　当然，没有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能指望消费一跃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即便如此，短期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中国的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资金较为充裕，政府可以在必要时出手以弥补居民消费之不足。事实上，这一方法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使用过，并取得较好效果。只是政府以直接扩大需求的方式救经济的方法不宜用得过多。一是政府的财力终究有限，二是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乘数的大小，三是这一行为带来的挤出效应可能会给长期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而在通胀压力长期化的形势下，利用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空间不大。 　　因此，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中国经济增速都将有所回落。再考虑到当前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仍面临较多有利条件，增速回落的幅度预计将较小。例如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来弥补劳动力数量的不足，通过提升科技水平来弥补生产要素投入的放缓。此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既可拉动需求的增长，又能带来产出能力的提高。 　　更主要的是，如果能有效改善生产组织方式，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种相关体制机制，则经济在长期中保持7%左右的次高增长率亦非难事。其中，在近期即可着手做的包括： 　　（1）改革金融制度，放宽市场准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打破银行垄断； 　　（2）改革货币制度，逐步取消外汇管制，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 　　（3）减少政策干预，增加市场灵活性，特别是增加劳动力合约的弹性； 　　（4）推进要素价格与产权改革，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