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动南南合作的几点思考

一、 南南合作的概况
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从广义上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等诸多方面。因为发展中国家主要位于南半球以及北半球的南部，所以把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称为“南南合作”。南南合作在本文中主要限定在经济合作方面。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东西方冷战中，南方国家空前团结，以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为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面对强权国家。80年代发展中国家因为各种原因，经历了“悲惨的增长”或“失落的十年”。进入90年代，随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诞生了一大批转型经济体，发达国家把注意力从南方国家转移到这些转型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又受到了冷落。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在全球化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又一次面对“裹挟着前行”和被边缘化的挑战。
南南合作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目标的多元化，使凝聚力和团结协调程度逐步降低。从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开始调整国内政策，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政策，把对外贸易放到优先领域，促进了产量的大幅增加。但由于市场主要面向北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出现了经济的不景气，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相互价格竞争，使商品价格锐减，抵消了出口带来的效益。发展中国家由合作转向了竞争。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形成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石油输出国（如阿联酋）、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如非洲的一些国家）。由于发展水平的不同，各自利益与关心的问题也有所差异。
进入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是否会从竞争转向合作呢？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新形势-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合作呢？
按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必将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南南合作。
一是时代背景不同，追求的主流内容不同。当时主要潮流是反殖反霸，争取民族独立，旨在促进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遵循不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一国一票的原则。现在主要潮流是强调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兼顾人类可持续发展，把追求经济福利放在首位。
二是合作的平台不同。六七十年代，联合国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的主要舞台。目前联合国作用日趋弱化，发达国家在某些问题上往往抛开联合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由于政治和经济因素，多边合作逐渐让位于双边合作。发达国家基本控制了主要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的决策权。发展中国家在新形势下应创建新的合作平台，提出新的合作议程。
有一种可喜的变化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合作方式向多样化和灵活性发展，不再单纯依赖于南方集团组织，如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NAM）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等传统的促进南南合作的组织机构。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有横向的，联合其他发展中个国家的合作；有纵向的，联合发达国家的合作；也有混合型的，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发达国家。有人把混合型合作称为“三边合作”（Triangular Cooperation）。混合型合作日后将大行于天下，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交融相会，碰撞磨合，裹挟着前行。
纵观当前全球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国际合作，主要有以下形式：
第一， 发展中国家自身结成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利用地缘优势、民族、语言、文化、宗教等的趋同性，结成经济合作组织，对内部成员采取优惠措施，对外实行壁垒政策，从而获得贸易转移的益处，也获得资本投资内部化的优势，使肥水不流外人田。例如，东盟（ASEAN）、非盟（AU）、南美锥形共同体等。
第二，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结成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利用地缘优势，以及与发达国家经济的互补，一方面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另一方面，近水楼台先得月，产品销往发达国家的市场，赚取发展中国家发展所需的外汇收入。同时，吸引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从“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中掌握先进技术，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上两种形式是侧重于经济方面的区域合作组织。
第三， 地缘性组织侧重于政治上的有，中东欧国家之加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亚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SCO），后者主要为了维护地区安全、反对三股势力（反恐怖主义、反分裂主义、反对极端势力）。
第四， 跨区域的双边贸易协定，例如智利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日本与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等。
第五， 跨区域经济政治合作，例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亚欧首脑会议。
第六， 国际经济组织，例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组织的共性是发达国家控制决策机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不利的议程，附加政治条件。
在2003年12月召开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十届大会上，中国以77国集团和中国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的决议，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顺利通过。随后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就贸易、投资、食品和农业方面的南南合作问题进行了积极磋商。与此同时召开的中国与非洲论坛第二届部长会议，以人力资源开发、农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贸易为主题，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球范围内，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南南合作似乎重新回到国际议程中。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RICUPERO所说， 发展与和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如果抛开发展问题，单方面寻求和平，那么就失去了其现实基础。

二、 南南合作发展阶段的回顾
（一） 初期：50-60年代
战后初期，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开始提供双边优惠援助，多边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从战后重建和国际货币管理转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由发达国家支持，在联合国系统内开始实施“国际发展战略（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该战略指导了以后几十年全球范围的发展进程。6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也在全球范围内动员起来。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框架下，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和77国集团诞生了，这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平台(platform)，用以表达他们的需求和在多边谈判中与发达国家对话与磋商。在此期间，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增加向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动的需求、改善和稳定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出口市场的自由化以及在不歧视原则下对进入这些市场提供优惠条件。
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所推动的事业有所进展，主要有发达国家接受了一些倡议和概念，例如“普惠制（GSP）”、官方发展援助总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的0.7%）、发展中国家参与航运、生产者与消费者就稳定有关商品价格的合作、国际清算储备等。另外，对发展中国家不同类型的特殊需求有了共识。然而，这些进展不是通过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中多数投票权的力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发达国家的默许来实现的，因为只有发达国家的支持才有可能执行这些决定。
（二） 中期：70年代
70年代，在南北谈判中南方力量呈加强趋势。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单方面提高石油价格的行为，体现了第三世界力量的增长。70年代初期在石油冲击之后，南北谈判主要以第六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不结盟运动提出的倡议为基点，即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方案。它体现了两个主题，一是全球经济的结构变化，二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自力更生。这都是日趋激烈的南北谈判的主要议题。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此期间促成了一系列谈判的成功，包括商品和共同基金的综合方案、限制商业行为的准则、多式运输协定、减除较穷国家的官方债务以及第一次最不发达国家大会。这些提议都是77国集团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的研究和政策建议的基础上提出的。除联合国之外，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国际经济合作会议（CIEC），在会上第一次使用了“南北对话”。
（三） 近期：80-90年代以来
80年代，欧美国家保守势力上台，采取紧缩的国内政策，并强调市场导向的意识形态，以克服“过热”的国内经济。他们认为通过联合国机构的多边谈判是干涉主义。在此期间，OPEC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地位下降了。由于发达国家采取的紧缩政策，发展中国家出口受到了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恶化，增长率下降，债务负担加重。这一些列问题，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求助于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援，也使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力从全球经济问题的多边谈判转向国内正确的应对措施。这些国内应对措施与发达国家支持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列的结构调整的药方相联系，体现了发达国家影响发展中国家国内政策制定的日益扩大的“附加条件”。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因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加重。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和东欧国家的瓦解，使国际关系进入新时期。美国和西欧国家所奉行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因此占了上风，发达国家原先出于政治考虑而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热情因此也趋于冷淡。东欧转型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关注的新焦点。这些影响了双边援助和南北问题多边谈判的承诺和执行。
在经济方面，美国和发达国家强调市场力量和私营部门的作用，授权多边金融机构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助时附加以国内政策调整的条件。另外，发展中国家也被要求在国际贸易、技术交流和要素流动中降低关税和取消壁垒。南北多边谈判或以发展为核心内容的谈判逐步让位于发达国家认定的优先领域的谈判，例如市场准入、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环境问题等。
在机构方面，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减弱，联合国日趋卷入维和和其他政治问题。这些调整使联合国和其秘书处因预算和其他问题而放弃关注经济和发展问题。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因此受益，在处理国际经济和发展问题上成为主导力量。冷战结束，也使发展中国家减弱了它们通过投票权而在联合国内部运作的力量，一方面因为不再有社会主义集团来支持它们提出的有利于发展的全球经济体制变革，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在数目上的优势，因为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后加入联合国新成员的增加而降低。
（四） 冷战之后，南南合作受发达国家倡导的新意识形态-“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影响。
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思维实际上取代了国际发展合作的概念。从旧体制打破之后的混乱，到各集团、各区域的碎片化，以至于发展为经济全球化、自由化-政治多极化，是发展的必然过程。从关注发展问题的多边谈判政策转向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行动和国内政策。发达国家认为，自由化、放松管制、私有化和采取货币与财政约束政策是一国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那些不实施这些政策的国家将被边缘化。南南合作在此背景下一度受到了冷落。

三、 南南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南南合作在冷战之后，从民族独立和意识形态的目标转化为发展经济的目标。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南南合作面对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有些是新问题。综合一下，主要问题是资金与技术的短缺，其他也有制度、劳务移动等方面的问题。
1、 公共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减少。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官方发展援助仍然非常重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大（见表一），官方发展援助对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从1990到1997年，官方发展援助的总额从530亿美元减小到483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占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率持续下降，在1986-87年为0.33%，1993年为0.30%，1997年为0.22%。 官方发展援助降低的原因很多，其中工业国财政紧缩是主要的，另外一些国家对提供发展援助而使国内福利降低持更加谨慎和严格态度，从政治角度有人认为发展援助的效果并不好，而且新的意识形态鼓励政府少掺和、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另外，22个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接受官方发展援助和官方援助在1993年总共为66亿美元，在1997年为55亿美元，分别占12.5%和10%。这在一定意义上分流了原本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资金。在2000年，最不发达国家集团（49国）通过双边和多边官方发展援助收到125亿美元净额，而在1990年是168亿美元。在此期间，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从99亿美元下降到77亿美元。

表一、官方发展援助占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国家 1991-1992 1996-1997
莫桑比克 108.7 41.1
坦桑尼亚 49.4 13.4
乌干达 24.8 12.1
埃塞俄比亚 14.1 12.1
卢旺达 20.3 39.2
赞比亚 33.6 17.5
马达加斯加 14.9 16.5
马里 17.0 19.0
马拉维 28.6 18.6
布基纳法索 15.4 15.9
尼日尔 16.0 15.8
厄里特立亚 … 17.8
尼加拉瓜 46.0 39.0
资料来源：1999年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PA62

表二、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向发展中国家和多边组织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 （单位：百万美元）
1981 GNP% 1986 GNP% 1993 GNP% 1997 GNP%
澳大利亚 766 0.49 690 0.40 953 0.35 1061 0.28
奥地利 228 0.34 199 0.19 544 0.30 527 0.26
比利时 537 0.58 617 0.48 810 0.39 764 0.31
加拿大 1193 0.42 1790 0.48 2400 0.45 2045 0.34
丹麦 409 0.75 777 0.88 1340 1.03 1637 0.97
芬兰 140 0.28 373 0.48 355 0.45 379 0.33
法国 3007 0.54 4646 0.58 7915 0.63 6307 0.45
德国 3166 0.47 4111 0.41 6594 0.36 5857 0.28
爱尔兰 37 0.21 57 0.23 81 0.20 187 0.31
意大利 738 0.18 2509 0.37 3043 0.31 1266 0.11
日本 3097 0.28 6488 0.30 11259 0.27 9358 0.22
卢森堡 5 0.11 13 0.17 50 0.35 95 0.55
荷兰 1491 1.07 1917 0.99 2525 0.82 2947 0.81
新西兰 66 0.28 81 0.28 98 0.25 154 0.26
挪威 513 0.94 844 1.13 1014 1.01 1306 0.86
葡萄牙 5 0.02 31 0.10 235 0.28 250 0.25
西班牙 237 0.13 217 0.08 1304 0.28 1234 0.23
瑞典 953 0.92 1232 0.87 1769 0.99 1731 0.79
瑞士 245 0.24 484 0.30 793 0.33 911 0.34
英国 1996 0.40 1804 0.29 2920 0.31 3433 0.26
美国 6992 0.23 9340 0.23 10123 0.15 6878 0.09

总计 25820 0.34 38211 0.33 56486 0.30 48324 0.22
资料来源：1998年发展合作报告 经合组织（1999年 巴黎）
从表二可以看出，官方发展援助占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国家GNP的比重逐年减少。例如美国从1981年的0.23%减少到1997年的0.09%。只有少数北欧国家一直保持在0.7%以上，如丹麦、荷兰、挪威、瑞典。
2、 私营部门资金如外国直接投资（FDI）逐步增多，带来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2001年FDI世界流入量达7，350亿美元，其中5，030亿美元流入发达国家，2，05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270亿美元流入中东欧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转型国家在全球FDI流入量的份额在2001年分别达到28%和4%，较前两年18%和2%有较大增长。49个最不发达国家仍然是数量很少的接受国，只有发展中国家全部FDI流入量的2%，全球总量的0.5%。从总投资的比重看，1998-2000年期间FDI在整个最不发达国家集团中的平均比例是7%，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是13%。2002年中国吸收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但是，私营资金不稳定、高风险， 对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不利影响，因此FDI的管理问题十分重要，发展中国家应吸取教训，采取适合本国发展的外资政策。另外，发展中国家在吸引FDI中采取“逐底”的优惠政策，抵消了外资引进带来的部分收益。
3、 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程序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原则采用加权投票机制，成员国投票权的多少与其认缴的股本成正比，决策是通过简单多数决定的。这样的决策和政策进程将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应加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并加强监督。具体措施可以考虑：（1）建立正式独立外部审记制度，听取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对政策和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估；（2）在联合国论坛中设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审议制度。
4、 债务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许多发展中国家累积的外债还款额度超出了其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的总额，这意味着有些国家不可能还清债务。在1992年，58个发展中国家拖欠债务占总债务的20%，其中四分之三的国家超过50%，有一半左右的国家超过75%，近四分之一的国家超过90%。债务负担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改进基础设施、降低了卫生和教育的投入、影响了未来的增长和发展。非洲撒哈拉以南区域和拉美、加勒比地区所要偿付的外债远远超过了其出口的总额, 这意味着外债对该地区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施加了沉重的负担。短期债务对南亚地区国家出口的比例较其他地区小，但从９３年开始略呈增势发展。
分析南南合作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受到市场失灵的冲击比发达国家强烈。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而发展中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管理尚在摸索阶段；第二，发达国家对全球化采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例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面前处于不平等地位；第四，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但也是新的不平等关系和等级出现的重要原因，如联合国所谓的“数字鸿沟”问题；第五，在集体行动上，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弱。奥尔森认为，一个团体的成员越多，利益越分散，其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越弱。例如，8国集团（发达国家）比77国集团（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措施与政策上更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第六，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担国内制度变迁的沉重压力，主要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以及观念改变需要的条件与时间。
四、 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政策建议
中国于1972年重返联合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南南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和支持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交往。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中国可以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促进南北与南南贸易、金融、技术合作与交往，既“韬光养晦”又“有所作为”。
鉴此，我国在参与南南合作事务中应注意以下问题并采取相关政策措施：
（一）、改变观念，走出南南合作的误区。以前谈南南合作，似乎必是政府之间的政治合作和穷国之间的合作，等同于扶贫、等同于提供援助。
1、 南南合作是工具而不是目的。通过发展南南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是目的。在此，中国的外交与对外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和国内经济建设必须实现有机的结合。
2、 以南南合作促进我工业化发展。中国所倡导的新南南合作是指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导、遵循市场规律和双赢原则的合作。由过去纯粹经济技术援助转向务实的经济合作。
3、 以南南合作配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配合走出去战略，实现市场多元化和搞跨国经营，主要目的是规避风险与绕开壁垒，谋求经济安全与发展。
4、 以南南合作促进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的建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界的壮大，我们也在探索企业向其他国家投资。这与联合国倡导的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PPP）发展方向一致。
5、 以南南合作促进我中小企业的发展。南方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遇，随着走出去战略的贯彻执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中小企业将赴亚非拉三大洲创业。中国的企业将以更快的步伐走向世界，走向发展中国家。
（二）、改变合作方式。
1、 我们所倡导的南南合作是开放的合作。南南合作并不取代南北合作，而是南北合作的补充和促进。
2、 我们应坚持多双边结合，扩展多种合作渠道。南方国家数量众多，发展程度不一，可以因地制宜地探索多层次、多渠道、不同形式的互利合作模式。既可以继续强化双边合作，也可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区等方法。还可以尝试三边合作，将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以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适用技术三者结合起来，加快欠发达地区的进步，推动共同发展。
3、 遵循国际惯例，在平等互利前提下开展横向和纵向合作。在全球化趋势下南南合作必将与南北合作相结合，最终打破南北的藩篱，实现东西南北全方位的合作。这些藩篱部分是自设的，部分是人家为防范和限制而设的。自己的藩篱应该先去掉。既然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就应该遵循国际惯例，自己画地为牢，就永远走不出去。
4、 在自我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自己软肋应该保护好，例如在国际贸易中宜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如果不计算成本与收益，或者盲从发达国家的建议，迟早会出现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所经历过的经济金融危机。
（三）、创新与完善国际合作的论坛。
1、 充分利用现有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论坛，注重强化经贸合作和科技合作论坛。第三世界科学院集合了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科学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技术进行联合研究与攻关，将有很大裨益。
2、 建立世界贸易论坛。目前，8国集团几乎左右全球经济发展的命脉，每年达沃斯经济论坛从民间预测经济发展走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许多挑战与机遇，如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在新一轮谈判中赢得先机，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可以考虑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合作，每年在中国召开世界贸易论坛，以民间形式推动南南贸易的发展。
3、 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为改变不利的处境，维护经济安全与发展权，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维护合法权益。为此，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规则制定，使之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4、 统一谈判口径，建立统一阵线。在WTO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应更加密切合作，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维护和保障。此外，还需敦促发达国家履行承诺，采取具体行动，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困难，实现发展。
（四）、建立完善协调机制。
1、 加强联合国有关机构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建议由联合国牵头建立全球范围的国际南南合作委员会，下设专家组，各发展中国家设立国内协调机制，并配备专项南南合作基金来推动和执行南南合作项目。实用技术、优秀中心、先进经验和专家人才等将是联合国推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内容。
2、 建议南方各国制定明确鼓励性政策，增加政府投入，创造开展南南合作的良好体制环境。发展中国家政府一直是南南合作事业最主要的倡导者，在新形势下，南南合作仍然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植。各国政府不仅应增加对科技开发、人员培训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制定优惠政策，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而且要以更积极的姿态完善法律法规，改善贸易投资环境，发挥市场功能，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为南南合作注入活力。
3、 建立国内统一协调机制。鉴于国内涉及南南合作的部门较多，例如外交部、商务部、科技部、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部等，建议在时机成熟时成立南南合作协调统一的机构，例如“中国南南合作事务局”或“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以便统一职能、统一计划活动与安排资金。拟建议外交部和商务部可以牵头先搞一个“部际协调机制”，下设“南南合作促进中心（或办公室）”，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工作。
4、 将南南合作纳入地方政府的对外工作的内容。在执行走出去战略中，地方政府积极考虑推进南南合作和为企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经营，做好协调与服务，给予优惠政策，当好参谋、当好媒人。
（五）、与援外工作相结合。
1、 继续用好用活援外资金，对外提供优惠信贷、开展技术合作和人员培训，并积极探索多双边合作相结合的模式与做法。多年来，中国向130余个国家提供了物资、技术和资金援助，派遣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科技和经济合作。适时参与联合国组织的项目和活动，尝试援外新模式。
2、 建立发展合作基金，纳入国家发展与改革计划。国家用于援外的资金不少，但由于部门分割，彼此沟通少，项目重复，资金分散，影响了援外资金发挥更大的效果。建议把分散各部门的资金适当集中，建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基金”，同时制定“中国南南合作总体计划”，把计划与资金使用统一起来，并把中国南南合作纳入国家发展与改革体系中。
3、 对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债务减免。在减免债务方面，我认真履行承诺，在2002年，我们同3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减债协议，也减免了部分亚洲国家的债务，对帮助他们减负调整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4、 建立南南合作信息服务中心。首先，建立南南合作信息网站，进一步完善其数据库和检索能力，并根据国外合作伙伴的要求，及时提供信息服务与咨询，由单向信息流转变为双向信息流。其次，与相关机构的网站进行连接。第三，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建立需求与供应的信息服务链，需求部分可根据驻外使馆、经商参处、跨国公司的研究机构或当地政府的研究和信息，供应部分应结合中国援外工作中技术援助（TA）的内容。
（六）、运用市场机制，积极推动次区域、跨区域经贸合作。
1、 优先发展周边国家的合作。以图们江地区、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和新亚欧大陆桥次区域开发为核心，建立与周边地区的科技示范区、自由贸易区，由小到大，先易后难，采取政府搭台、企业（或研究机构）唱戏的模式，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2、 支持企业跨国经营。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提供了众多贸易与投资机会，我们希望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我应鼓励石油、信息通讯、电器电子企业等具有相对优势的企业搞跨国经营，培育跨国企业和集团。
3、 促进南南贸易与投资。中国加入WTO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华贸易进一步增长。2002年，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78亿美元。中国根据本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和优势，与不同国家进行了科技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工农业生产等形式多样的多、双边合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必将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商机。
五、 结论
南南合作经历了60-70年代繁荣增长后，在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暂时受挫，在调整进口替代为出口导向战略后，90年代稍见起色，但是受到国际政治局势的不利影响。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趋势下，竞争与合作并存，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及三边合作将勾勒国际经济发展的格局。
南南合作面临的问题，主要问题是资金与技术的短缺，其他也有制度、劳务移动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共同来解决。南南合作的重点领域，主要是推进区域合作，加强贸易和金融的合作，以及建立推动南南合作的平台。
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3年6月1日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推动全面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应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带来的机遇，促进世界不同文明和不同发展模式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他还指出，“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起发展本国经济的主要责任。但发展中国家条件差、底子薄，往往难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国际社会应该关注他们的困难，提供必要的支持，增强他们自我发展的能力，帮助他们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发达国家要承担应有的义务和责任，进一步开放市场，取消贸易壁垒，切实履行在增加资金和技术援助、减免债务等方面的承诺。各国要进一步加强协调和磋商，探讨形成具体的措施和机制，落实国际社会在发展合作方面达成的共识”。
关于我如何参与和加强南南合作，主要是改变观念、更新合作方式、完善机制，以及与援外工作和周边区域合作相结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将在“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道，在新世纪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做出贡献。(王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