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亚合作蓄力新窗口期

2026年8月30日至9月3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作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将经济合作、跨境运输、数字化转型置于峰会议程的突出位置。伴随中吉乌铁路、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等重大项目稳步推进，中亚市场正在从过去的潜在市场，转化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增量市场。2025年，中国与中亚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已连续五年实现正增长。本次元首理事会会议将为地区乃至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

上合峰会传递出加强合作的信号，远不止在舆论层面。制度协同、数字转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正在重塑中国—中亚合作格局。交通基建、产业本地化、数字合作，成为中资企业布局中亚的重要赛道。就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微接受了国际商报记者的采访，剖析中资企业出海中亚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通道红利释放：

互联互通迈向三位一体升级

本次上合峰会将国际公铁运输便利化列为重要议程，与中吉乌铁路、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形成政策联动。在宋微看来，这标志着中亚互联互通，已经从单一工程项目建设，向着通道建设、规则衔接、产业布局三位一体的方向升级，将为国内物流与基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市场机遇。

“对于物流企业而言，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新增运输通道与网络布局空间。”宋微分析，未来中吉乌铁路建成通车后，向西可连通西亚、欧洲，亦可接入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改变中欧陆路运输过度依赖北部通道的局面，构建多元互补的运输网络。

基建企业的业务边界也随之拓宽。宋微表示，通道建设带动的需求，早已不限于铁路、公路主体施工，还延伸至物流园区、换装站、仓储配套、桥隧工程、电力通信、数字海关等上下游领域。国内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工程施工、总承包、装备制造、智慧口岸、物流数字化的综合优势，业务模式也可以从单纯工程承包，转向集规划设计、融资建设、装备供给、后期运营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

机遇背后，多重现实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宋微提醒，跨境通道途经多个国家，多国协调、政策落地执行是首要考验。各国海关管理、检验检疫标准不尽相同，政治共识落地为实操规则仍存或大或小的障碍。与此同时，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沿线地缘环境复杂，外部扰动会直接冲击物流通道的稳定，这也是出海企业需要持续研判的现实挑战。

扎根当地市场：

产业出海亟待突破多重瓶颈

在上合框架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下，汽车本地组装、装配式建筑出海热度不断上升。和以往简单商品出口不同，中亚各国愈发看重产业落地与本地化经营。企业想要真正扎根当地市场，仍要跨越多重制度与现实瓶颈。

宋微指出，中亚五国地缘相近，投资准入、产品认证、税收、劳工政策却差异明显，加之部分国家属于欧亚经济联盟、部分国家并未加入，同一产品在各国的认证清关条件不一，显著抬升了企业合规成本。

不少企业采取散件进口、当地组装的模式，对此宋微认为，这种模式虽短期降本，却难以回应当地对产业增值、就业、技术转移的诉求。如何搭建深度嵌入当地的供应链体系，筑牢产业链韧性，是产业出海绕不开的一道考题。

人才短板问题同样突出。“产业落地，缺的往往不是普通劳动力，而是熟练技术工人、设备运维人员、质量管控人员以及熟悉当地环境的项目管理者。”宋微谈到，当地人才供给结构和中资企业的用人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培育本土复合型人才，是企业实现长期本地化经营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

数字合作转型：

破解通关与数据互通堵点

数字化转型是吉尔吉斯斯坦轮值主席国任期的合作重点，中欧班列数字走廊、跨境电商数字通关备受各方关注。谈及中国与中亚数字合作所处阶段，宋微认为，中国与中亚数字合作已由光缆、基站等基础设施建设，进入规则对接、数据互通、共建产业生态的制度整合阶段。

目前，双方在跨境通信、智慧口岸建设、跨境电商、数字支付领域已经打下较好合作基础，但现实堵点不容回避：各国数字治理规则存在分歧，货物信息多方重复填报；头部企业加力搭建海外仓、完善合规体系，大量中小企业却受通关成本、语言等因素制约，难以充分享受合作红利。

面向未来，宋微建议，上合组织应加快推进电子单据、电子签名、企业身份互认，打造中欧班列数字走廊示范样本，用可复制经验弥合制度鸿沟，释放数字经济合作动能。

从千亿美元贸易规模再到重大互联互通项目落地，本次峰会为务实合作搭建起新平台。机遇与风险并存，中资企业既要看见中亚市场的增长潜力，也应尊重相关国家制度差异，深耕本地化，把上合峰会政策性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