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国际合作在多层面有重要意义

现代经济体系的运行，离不开供应链的发展与国际合作。当时间进入10月下旬，离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简称链博会）开幕又近了一步。在这场盛会上，参展企业与观众将进一步看到供应链国际合作的新机遇。

联合国贸发会议梁国勇日前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专访，谈了谈他眼中的供应链和链博会。

在梁国勇看来，当下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体现在宏观、微观多个层面，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链博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面对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需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自己的主导企业，从而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全球供应链重构趋势，在这一变化中，中国扮演怎样的角色？

梁国勇：对全球供应链重构趋势的分析离不开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历史背景的认识。在冷战结束后的强势全球化进程中，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合同制造这两个主要途径进行的离岸生产浪潮，使得工业生产能力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大规模转移。在此过程中，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的中心。

正如我在2016年出版的拙著《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一书中所分析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发生了从强势到弱势的转变。而在2016年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导致全球化继续弱化，逆全球化持续演进。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是两个并行的过程，各国、各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具体情况差别很大。

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格局变动是全球供应链重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非经济因素对跨国公司投资和生产选址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全球供应链加快重构。在微观、企业层面，跨国公司力求确保供应链安全，提高其韧性。在国际投资和生产布局方面，跨国公司在绩效和安全的平衡中，愈加看重后者对企业的重要性。在宏观、国家层面，虽然“脱钩”并未成为主流诉求，但“去风险”的政策基调试图推动供应链友岸化、近岸化，而再工业化和产业政策方面的努力则加强了本土化的诉求。

记者：您认为全球供应链重构给中国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梁国勇：跨国公司的供应链调整，有所谓“中国+1”的说法，但我觉得用“多元化”能更好地描述跨国公司的策略。在此过程中，东南亚（如越南）、南亚（如印度）和美洲（如墨西哥）等区域的投资和产能接受地均已从中受益。这会给中国在制造业稳定发展和吸引外资方面带来一定挑战。

制造业领域吸引外资的下降可能对产出和就业方面带来负面影响，但对此问题也要区别看待。制造业门类繁多，处在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应特别关注高技术、高附加值和价值链高端的行业。随着中国经济收入水平的提升和转型进程的深化，低端制造业会逐步向外转移，而稳住制造业占比、吸引制造业外资的关键在于，能否在这一过程中吸引高端制造业、留住高端制造业，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记者：那么在此时举办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有怎样的意义和作用？

梁国勇：供应链是一个与贸易、投资、科技、金融等领域都相关的综合性话题，链博会以此为关注点，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供应链国际合作在企业、行业和国家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供应链正经历深刻调整的背景下，首届链博会的举办在推动供应链国际合作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回顾历史，苏联在冷战时代的科技和产业竞争中败下阵来，经济体制的僵化和封闭是主要原因，其在国际供应链缺位背景下的闭门造车，导致了众多战略产业发展的最终失败。

记者：您认为当下的中国该如何展开供应链国际合作，持续保持供应链方面的竞争力？

梁国勇：供应链国际合作将国际贸易和投资联系起来，是全球化的重要维度。在逆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发达国家新推出的政策干预，导致合作弱化、竞争加码、市场扭曲和绩效损失，传统的供应链国际合作模式难免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数字化、绿色化大潮及相关领域不断加速的创新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新兴技术、产业、商业模式和经济活动持续涌现，为供应链国际合作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对中国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应对挑战，需要继续优化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和政策环境，通过改善制度变量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以此尽量保持和加强自身的区位优势。抓住机遇，则要求前瞻思维和主动调整，努力实现从强调比较优势到注重竞争优势的转变，促进经济整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价值链高端的升级。同时，需要在与消费升级、服务业发展、经济数智化和绿色转型相关的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建立国际竞争力，在相关全球产业链中培育中国自己的主导企业，从而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