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风高浪急还需设好“浮标灯”

全球疫情后的次生风险持续发酵，长尾效应仍在；传统风险叠加交织，复合型破坏力更大；大国博弈核心风险外溢，企业境外安全环境恶化……在6月9日举办的2023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发布会上，江泰国际合作联盟、江泰全球救援联盟主席沈开涛表示，“走出去”企业构建防风险屏障、提升抗风险韧性、加强境外安全风险防范和化解水平，既是形势所迫，也是时代的要求。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快，但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冲突和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等因素为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或境外工程承包、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在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彭俊看来，中国企业在国外遇到的诸多风险案例表明，“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已逐渐泛化，涉及的行业范围越来越广。在投资安全审查方面，相关国家采取的法律工具、法律手段频出，企业进行交易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要应对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因素，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性风险。”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蔺睿表示，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在疫情中与疫情后恢复速度的不均衡、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疫情中与疫情后应对能力的不均衡、以及乌克兰危机推升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与粮食供应链各个环节波动幅度与速率的不均衡，都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经营活动带来了更加复杂的风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雷少华指出，美国“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一系列手段，使得全球化呈现出本土化、区域化、集团化的新趋势。在供应链调整下，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会产生两大不确定成本，包括重构产业链以及重塑品牌的成本，而这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企业面临的风险陡增。

“企业‘走出去’风高浪急，亟待设好‘浮标灯’，为安全引航护驾。”沈开涛表示，即使有不稳定的一面，但中国企业“走出去”趋势不可逆转。他认为，解决好外汇风险错综复杂、海外合规经营难度增大以及应对风险手段单一等问题，是“走出去”企业应着重努力的方向。

为有效管理、控制或减弱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研究员田园建议，企业应建立适合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制度，将外汇风险敞口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从管理框架来看，需从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强化风险识别与分析、制定匹配能力的套保策略三个方面来入手。

“合规管理是企业面向全球市场以及应对全球化新阶段、新挑战的必修实践课，是‘走出去’企业行稳致远的前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娜建议，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要准确识别投资目标国的政策监管、知识产权、数据安全、劳动用工、质量认证、ESG等方面的合规风险项，然后通过建设合规治理体系、重视合同谈判与履行、寻求专业团队服务等提升风险管控能力，确保合法合规经营。

在加强风险防控、避免企业风险自留方面，商务部援外项目风险与保险咨询顾问、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建设项目风险部总经理金振毅建议，对于投资企业，因其涵盖整个项目的策划、设计、施工甚至未来一定时期的运营，所以全周期管理的预判要求非常高，在投标阶段就要做好保险方面调查，如哪些险种可以在当地投保，哪些又需要全球的保险市场或中国的保险市场提供承保支持。对于对外承包企业，由于进行保险管理项目的要求更频繁，保险过程管理体系从而需加强，如项目发生延期，企业要重点关注相对应的保险管理体系是否已跟上。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十年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热土，与“走出去”企业面临的风险与机遇、安全与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和振伟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从大写意向工笔画转变，一方面要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和沿线国家发展需求，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形成新的发展模式，打造“一带一路”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面对国际合作风险长期化、严峻化、复杂化趋势，必须立足于防范风险、化解风险，统筹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沈开涛还表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应依靠既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用好国家背书的对外投资红利，最大限度降低海外风险的不确定性，最大程度实现对外投资的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