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汉学家眼中开放与反思的中国

在英国，汉学研究者或许会对吴芳思这个名字有所耳闻。吴芳思（Frances Wood）今年89岁，曾担任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她的学术生涯曾致力于开拓国际间的合作，特别是敦煌遗存典籍的保管完善工作。广泛涉猎文献，使她对于中国历史古典现代的不同维度都留下过见解，曾著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古今文学选粹》《被遗弃的同盟》。其实，凝视远东文明的种子早在她的青春时代就业已埋下。

中国的初次印象

七十年代，吴芳思获得机会作为学生两次来到中国交换。24岁的她落宿北京，头天晚上，从旅馆窗户传来的噪音使人难以入睡。她从床上起来去推开窗，惊异地发现长安街上正经过一队羊群。

曾经只存在教科书上的幻想于是具体起来。1971年刚毕业的吴芳思（Frances Wood）第一次抵达中国访学。此前，她为学习中文懊恼过，因为这个国家始终遥远森严，西方人学中文似乎像拉丁语一样，是在调戏一门业已死去的语言。

1971年的访学短短一个月，目的是促进中英两国工人交流学习。虽然并非劳动工人，在剑桥系统学习中文的经历使吴芳思被不计背景破格考虑，她可以很好地协助此次出访。而奶奶刚去世留给她的200英镑正好凑齐了旅费。

她在回忆录《我在北京练习丢手榴弹》中记录了这一次旅行到城市之外的自然风光给她留下了尤其美好的印象:在红旗区，水稻，田野，牛群。她并不感兴趣革命宣扬的“人的解放”，反而尝试与村庄里羞涩的木匠就技术工具和房屋建筑手段展开一番谈话。队伍中，一位女生生病与大部队分开留在村庄，唯一具备中文能力的吴芳思于是留下照顾。同伴整天躺在屋里睡觉，她便借机出门参观村庄和村民的生活。

在总体的回忆之中，这趟中国之行给吴芳思带来了某种印象，鼓励她后来更长为期一年的再次到访。虽然没机会光顾彼时很多封锁的历史博物馆，但这毕竟是她第一次与真正生活的中国人对话。第一次初次目睹西方世界之外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她眼中，人们确实过着没有太多区分的生活。餐馆门口跑着有待出售的家畜，随处可见人们拉着车交易农产品。

因为旅行的短暂和规则，她并没有注意到文革。红旗区的农民更关心，向她打听的是在英国裤子怎么买，好不好买。而极左的错误、自57年反右以来，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经历的非常残酷的考验.......这些她还始终没有意识到。据吴芳思回忆，当时，同行的年轻人普遍具有左翼倾向，对红旗区的赤脚医生的存在，对把医疗服务扩展到贫困地区的理想主义号召感到惊讶和钦佩。

从寻常人的生活之中，特别是那些农民身上，清晰感知到某种更大政治运动的观念，对她来说是困难的，而再见中国已经是四年后的事了。

金门炮击后，中国与“苏修”的关系不可逆转。1971年，也是这一年，就在吴芳思这批英国学生抵达的一个月前，基辛格已经秘密访华，为来年尼克松会见毛泽东、中美正常化铺垫。那一年已经来到了中国与西方外交回暖的边缘。

突如其来的告别

为了提高语言水平，获得真正说中文的机会，吴芳思又一次争取到了英国文化委员资助的名额。1975年，她将与来自法国，德国，柬埔寨，朝鲜等世界各地的同学在北大展开为期一年的生活。这一次，她特地在行李当中携带了一台磁带播放器作为娱乐。

外国同学平时消磨时间，主要的一个方式便是聚在某一间宿舍交换彼此的磁带，听听西方流行音乐：披头士，艾尔顿约翰，鲍勃迪伦。这也是那个跨国通讯不稳定的年代，这些异乡人少数维系家乡纽带的方式。

住宿期间，吴芳思有一个中国室友。有时她和其他同学听音乐，会发现室友观察的目光。她会在这些围绕播放器就坐的外国人边上驻足，品味良久，而后好奇又礼貌地问：“你们难道真喜欢听这样的音乐吗？”室友的困惑是认真的询问，但她们很难解释，好像也只能不失礼貌地微笑：“不，不喜欢。但除此以外也没有其他替代啊，我们只好假装喜欢。”

北京沙尘太大，播放器放在窗口没多久就坏了。吴芳思想带上它修理，但商店送修的流程十分漫长，要转经香港。

没有音乐的时候，吴芳思和她的朋友必须习惯异国的方式取悦自己：鲜艳的样板戏，晚上的露天电影。不过，好在物质生活有所保障，北京各大餐馆的二楼都对他们开放，据她评价，掌勺厨师风味菜的手艺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

对于吴芳思来说，那一年留学交换的生活紧随学院的安排，好像童子军。而迈出北大校园，寻常人会刻意保持同外国人的社交距离。有几次，她和朋友在北大附近的长征餐馆就餐时遇到了北大认识的中国同学。令人失望的是绝大多数人选择回避，与他们擦肩而过。在校园里，这些中国同学和吴芳思一道学习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

吴芳思提到，一期短暂开设的诗歌课令她特别难忘。之前，她虽然已经在剑桥系统阅读过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但北大的课程为她的诗歌鉴赏打开了一扇新的门。有史以来第一次由老师带领着细读诗歌每一个字削减塑造意象典故的功能，她认识到了古典诗人之间转成开合的隐秘链接。

她感觉，也许中国和西方诗歌存在某种性格上的差异。古典中国诗人为知己写作，他们秘密幽微的意象在于一种理解寄托，这不同于西方诗歌传统中十分鲜明，几乎是自我宣泄的行为。不过有趣的文学课程，很快因为政审戛然而止，她又被打回“阶级分析”的苦海。

吴芳思回忆，图书馆的检索目录当时不对她们开放，找书必须凭意志和念力翻遍书架。即使偶遇一本未经筛查的书，借阅也不简单。比如那本给她带来很大启发的历史著作《朱元璋传》，作者吴晗为当时批判打倒的典型人物。这本书最终以“反面批判教材”的名义借出，限两天内归还。于是借阅当晚她看，第二晚给同学看，没有耽误的空隙。

思想学习之余，吴芳思和其他同学也要体验劳动锻炼。她觉得有时候这些劳动任务的制订像是过家家——神圣化劳动之后的浪漫和游戏感。今天挖这里的土，明天又挖这里；送来一批砖和土，明天又来一批，供应着她们没有规划和目的地建。人们在劳动当中体验着日复一日的使命感，过着革命要求的汹涌生活。

吴芳思记得在中国，她还听到过引起一丝惶恐的音乐——广播里统一播放的哀乐。1975至1976，人们送别了很多老一代的政治人物。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听到哀乐的广播，人们会自动停下手中的事。

离开中国前最后一次听到哀乐时，她正往宿舍楼梯上走。当时天气很热，她听到广播以后，看见街上有很多静止的学生。最后消息证明死的人是朱德而不是毛泽东，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七月的一场突发灾难，使吴芳思在仓促之间必须立刻结束近一年的生活——唐山大地震。在学院组织外国学生去西安参观时，她已感到不对劲。全国交通正因救援陷入混乱。回到北京，发现人们慌慌张张地呆在室外，因为担心强烈的余震会倒塌房屋。由于航班取消，吴芳思和一个外国女学生不得不取道西伯利亚，由铁路返回欧洲大陆之后海渡英国。

“没有期末考试，没有告别，只有混乱当中一点庆幸”。而就在她回到英国两周后，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公开。紧接着怀仁堂事变，四人帮被逮捕。吴芳思没想到，她先后两次留下脚印的这十年，最终被宣判为一个发生过的错误。

再次打开的中国

后来到了80年代吴芳思回忆，中国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坐标，英国出版社开始迫切寻找新一代中国作家的声音。然而几次征询都不满意，直到一天，红楼梦英文译者杨宪益将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交给她。这本小说不同其他“伤痕文学的腔调”使她眼前一亮。一种清晰的阅读欲跃然纸上。

作品中，有对文革时代人们面貌语言的忠实记录。作者采用了意识流与多人称视角的叙事，使得语调读起来有一种分裂的气质。有时候是非常理性的人，沉思着，有时候梦幻，近乎歇斯里底，是人的痴迷。作者既采用了服务于平实生活场景刻画的语言，也采用了忏悔者疲惫癫狂的旋转的语言。

“历史是一个刁钻古怪的家伙，常常在夜间对我进行突然袭击。我的头发白了。”

主人公们是一群年轻时经过历史运动洗礼的中年人。对于新的生活，他们虽然渴望重振旗鼓，但往往已经纠结于忘记和回溯之中无法逃出。

1985年，吴芳思迫不及待地着手翻译，她想到了之前在中国的旅行。结果几乎毫不费力，译出后非常成功，得到了英国评论家和多个文学奖项的赞许，又扩译成多国语言。

在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她终于与戴厚英见面。但据吴芳思描述，见面会上原著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比较冷淡，没有深入的交流。戴厚英也曾是红卫兵中的积极份子。杨宪益曾对吴芳思说，有些红卫兵比另一些更糟糕，他向她推荐这本书，并不代表自己能原谅作者。而吴芳思了解到，小说作者将作品翻译所得绝大部分捐赠给了学校和寺庙。即使作者本人，似乎也始终没办法像书中的角色那样克服伤痕，始终惶恐地不断弥补着。

剑桥毕业，自七十年代文革之旅归来参与工作，后担任大英图书馆亚洲藏区馆长，吴芳思没有中断过对中国的凝望。她慢慢目睹着一个国家的变动，即使80年代末由于孩子出生中断访问，她在英国仍然接待过不少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

这当中就有朦胧派诗潮的领袖北岛、顾城等人。中国打开以后，他们正随着世界的浪潮漂泊，居无定所。吴芳思和其他一些外国友人试图帮助他们解决在伦敦的住宿和财务问题。

当时，顾城和妻子住在伦敦空荡的霍洛韦马路上的一间阁楼里。吴芳思看到他们吃院子里苹果树上的苹果度日，早餐三个苹果，晚餐六个苹果。然而，这是一副与诗人后来的悲剧颇具反差的图景：当时的他们非但有没焦虑，反而看起来十分快乐逍遥；北岛也曾睡过她家中的地板，吴芳斯回忆道：“这个人太自然亲和了，但也许是不得不同妻女分别，有一种悲伤。”

八十年代是中国激烈变化的起点，文学写作者以戴厚英和朦胧诗人为代表，试图为社会普遍存在的虚无迷茫指引精神。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不要追问太阳，它无法对昨天负责”。朦胧诗是中国当代诗歌关怀个体存在的第一声；而同样没有加入作协的戴厚英写下了《人啊，人》，作品出版以来不断翻印，超过百万。通过吴芳思这些翻译者的努力，他们在国际间获得了声誉，使世界重新了解中国。

1996年8月，吴芳思得知了一条意外的死讯。当时，她正在北京出席研讨会议。那个有点狂傲的戴厚英竟然惨死上海凉城新村家中，消息随即引发了社会性轰动。警方抓捕犯罪者的笔录证明，杀人者为戴厚英和她的侄女所熟悉，很年轻，是戴厚英同乡，他从安徽来沪曾多次为找工作来过戴厚英家中，可经常性的失业使他感到被不公平对待，继而冲动产生了劫持财产的想法。

迈入千禧年，中国步步追赶世界潮流，新的文化和消费充盈了没有满足过的意识。在采访中，吴芳思曾提到编选的面向英语读者的古今中国文学选粹。这些作品只收录到了八十年代初，因为之后，以莫言为代表的获奖文学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曝光，而另一些写作潮流，像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张戎的《鸿》啻不过出版商业的文化现象。

她更希望八十年代以前，还不为西方人所知的中国书籍和作品能被看到。她也欣赏中国的散文。比如余秋雨，虽然他经常跟“心灵鸡汤”挂钩，但她却能在字里行间仿佛捕捉到英国作家阿兰·贝内特和比尔·布莱森的影子。她记得余秋雨写下的一些童年经历，在余姚古老的湖底，儿童在戏水时望向湖底古老的陶瓷残片。可惜这些精彩的片段常常在英文被莫名略过了。糟糕的翻译质量，蒙住了中国的那么多面孔。

疫情暴发前，吴芳思还在北京拜访一些老友。他们有时驱车从郊野到市区，在高楼林立的风景间穿梭。飞速的变化好像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故事。随着伤痕平淡褪去，在最好的情况下，过去将成为大多数人的背景。犹如顾城在献给红卫兵的一首诗中念道：“你们好像/是参加了一场游戏/而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