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研究

摘要：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一直是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重要领域，数字“一带一路”则是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从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快医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规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等方面出发，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推进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东盟各国积极响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2020年正值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习近平主席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致辞中指出，此次博览会以“共建‘一带一路’，共兴数字经济为主题，就是要深化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尤其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打造数字“一带一路”，促进数字资源有效配置，对深化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

一、合作的可行性

中国与东盟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双方不仅有强烈的合作意愿，还有坚实的合作基础。

（一）面临共同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

中国与东盟各国地理位置相邻，地区流动性较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双方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增加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风险。中国与东盟同属季风气候区，潮湿高温为疾病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成为彼此共同关切的话题。双方面临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除了疟疾、伤寒、登革热、艾滋病等疾病外，还有禽流感、SARS、新冠肺炎等，这些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也对人类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双方经济转型具有互补性

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双方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与互补性。世界正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和东盟都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压力。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区块链、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作为全球第四大互联网用户市场，东盟在数字化发展水平方面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发展意愿强烈，发展潜力巨大，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为中国与东盟开展合作提供了机遇，有利于提升双方数字化抗疫防疫的能力建设。

（三）数字“一带一路”的保障作用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在数字“一带一路”合作中不断加强沟通，整合区域公共卫生资源，深化战略合作，“打造更为整体性、网络化、多元共治的区域卫生合作架构”。加强数字“一带一路”合作，发挥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东盟数字贸易中心、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秘书处等平台与机制的作用，使中国与东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融合，提升双方数字互联互通，促进公共卫生资源在区域内有效配置，减少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经济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合作面临的困境

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在数字“一带一路”背景下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合作过程中存在域内国家资金短缺、治理能力不平衡、互信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双方合作的效果，制约了深入发展的动力。

（一）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大

《世界银行营商报告（2020）》显示，在190个国家与地区中，东盟各国营商环境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差异较大，除新加坡（第2位）、马来西亚（第12位）、泰国（第21位）三国排名靠前外，其他国家排名普遍靠后（见表1），东盟内部巨大的“数字鸿沟”与中国的数字“一带一路”建设要求不匹配，双方在进行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时，数据难以实现跨境分享，电子支付无法无缝衔接，网络安全难以保障。

（二）尚未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

由于内部的复杂性，致使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在公共卫生安全合作领域迄今没有建立统一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在数字“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进行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要求中国与东盟各国实现疫情信息共享、建设跨国预警检测系统、建立跨国智慧医疗等数据跨境流动，但由于尚未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对关键信息和核心技术的分享会有难度。

（三）区域内卫生治理能力不平衡

由于内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东盟在公共卫生治理上的投入也迥然不同。新加坡作为东盟内部唯一的发达国家，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较强。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近年来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逐步完善了公共卫生治理网络。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家被联合国认定为欠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落后，公共卫生治理能力较弱，卫生治理网络不完善。各国在参与区域卫生治理时主要是政府主导，其他行为体参与度相对较低，难以满足民众对公共卫生产品的需求。由于域内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国信息系统存在差异，共享原始医疗数据能力不平衡，影响资源分配。

（四）外部环境的干扰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宣扬“中国威胁论”，导致东盟某些国家对中国有所保留。在5G网络安全问题上，西方国家阻碍东盟国家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设备；在疫情问题上，西方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在“一带一路”问题上，西方国家诋毁中国企业的正常商业行为，破坏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与投资合作。

三、合作路径选择

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双方高层需要凝聚共识，通过顶层设计提升战略互信，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协助东盟国家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卫生信息共享系统，规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为双方提供良好的合作环境。

（一）加快医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东盟国家内部存在医疗基础设施参差不齐的问题。因此，加快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为域内国家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已成为东盟大多数国家的迫切需要。利用中国良好的数字化技术与基建能力建立智慧医院，实现远程医疗，可以有力促进域内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信息化建设。中国是5G技术的世界领导者，可以利用5G网络技术协助东盟欠发达国家加强公共卫生安全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域内国家医护人员的线上沟通，开展针对欠发达国家的远程培训，培养更多医疗卫生人才。利用数字化技术建设跨境医疗合作平台、网络健康服务平台、疫苗研发中心等医疗基础设施，有助于实现中国与东盟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互联互通。

（二）建立健全卫生信息共享系统

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因国家结构、能力、规则和数据收集、验证、报告和传播方法差异而各不相同。当前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还处于各自建设阶段，区域内没有实现公共卫生数据共享。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已经证明“疫情无国界”，也使得双方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信息共享系统成为必然选择。建立健全当前的公共卫生系统需要双方协调各自的做法与标准，消除差异，建立一个能促进双方公平交流和有效利用共享数据库的平台。在数字“一带一路”框架下建立一个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发挥信息交换和共享数据库管理的作用，提高区域内外共享数据的可用性、可靠性和传播性，加强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检测与数据分享。同时，域内国家要加强数字化信息安全防护，提升公共卫生信息共享系统安全性，应对域外恶意的网络攻击行为。

（三）为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与东盟要改变公共卫生治理困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域内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影响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直接原因。第23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数字经济合作，弥合“数字鸿沟”，促进经济发展。深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双方可以拓展多元的融资通道，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数字“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与保证，能为区域公共卫生安全提供长效的融资保障。中国与东盟应积极鼓励参与数字“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私人资本进行融资，建立一个安全长效的区域公共卫生安全融资环境。双方应对接数字“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医药产能合作，改善双方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的贸易与投资滞后的问题。

（四）规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

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已成为防治各种传染病的关键。中国与东盟应加快推进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和防疫物资储备中心建设，全面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双方应落实《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联合声明》，完善医疗数据跨境传输的法律框架和技术标准，规范“10+1”“10+3”“10+6”等框架内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双方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防控能力。双方需加快制定《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协定》，为域内国家参与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提供法律依据，明确各国的权利与义务，规范相关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

（五）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和东盟积极开展高层外交，有利于双方凝聚共识，加强政治互信，为合作做好顶层设计，防范其他国家干扰。2020年2月20日，中国与东盟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议，这是疫情暴发后首个关于公共卫生安全的外长会议，明确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需求，为后疫情时代双方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奠定了基础。2021年1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东盟4个国家，此次出访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围绕抗疫合作展开对话，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要利用好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对话平台，就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医疗技术转移、科技创新等问题进行双边或多边交流，促进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四、结语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与东盟可以更好地实现互惠互利和合作共赢，加快地区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共同建设更强的全球供应链，推动国际贸易体系良性互动。中国与东盟开展数字经济合作符合双方共同的发展诉求，打造数字“一带一路”已成为双方共享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创造更多红利的共同选择。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建设“健康丝绸之路”，更有利于构建区域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全球范围内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