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冲资源而去？——以巴西为个案的考察

作者简介：王飞，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拉美经济。（北京，100007）

原文刊载于《区域与全球发展》2020年第6期

内容提要：随着资本的积累，中国资本输出的规模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并从资本净输入国变成净输出国。作为全球中高收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拉丁美洲吸收中国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同属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在拉丁美洲投资的驱动因素在中外学术界引发了较大争议，认为中国冲资源而去。本文以拉丁美洲地区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巴西为案例，研究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特征事实和驱动因素。利用逐步回归法检验2003-2018年中国对巴西直接投资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巴西OFDI以市场机会为主要导向、贸易机会次之，而资源机会并非中国投资的目标。此外，中国在巴西投资的规模相对稳定，巴西经济不稳定甚至经济衰退并未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简称“拉美”）地区的投资逐年增加，国际上出现质疑中国对拉投资和营商模式的声音，并给中国扣上了一顶“新殖民主义”的帽子。例如，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竞选期间就曾发出“中国不是在巴西购买，而是买下整个巴西”的论调。2015年1月，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发布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确立了中拉经贸发展两个十年目标——力争10年内双方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双方投资存量至少达到2500亿美元。尽管中拉存在文化差异、拉美国家政治不稳定，拉美却已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而中国也成为欧洲和美国后拉美外资的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中国在拉美提供的政府间金融贷款超过了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IDB）和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的同期水平。继一个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出来源引发各界关注后，明确提出在拉投资目标并可能实现更是使历来将拉美视为“后院”的美国提高了警惕。中国在拉美投资的驱动因素和其他国家一样吗？来自中国的投资符合国际标准和管理吗？为什么不同机构对中国在拉投资的认知会存在差异？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拉美，项目建设落地开花，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遭到的指责频繁出现。2018年，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五个国家的21个社会组织共同发起的“中国投融资、人权与环境共同体”（Colectivo sobre Financiamiento e Inversiones Chinas, Derechos Humanos y Ambiente，CICDHA）发布一份关于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状况的评估报告，对15家中国企业在上述五国的18个投资项目（涉及采矿业、石油业和水利工程三大领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该报告指出，中国和拉美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以及中国为拉美国家提供的贷款多集中在自然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和初级产品三方面，这些经济活动经常给项目所在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环境冲突。这成为近年来涉及拉美国家和机构数量最多、批评最为尖锐的报告。更为严重的是，这份报告得到了国际人权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的支持，可能影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普遍定期审议的结果。尽管这份报告的立场有失偏僻，但其所反映的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本文研究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的特征事实和驱动因素。拉美包括33个国家和10多个未独立的地区，各自在经济体量、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吸收中国资金等方面迥异，中国在拉美国家投资的规模、产业分布和驱动因素也存在差异。因此，选取代表性国家进行案例研究有助于更深入的分析。作为第一个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拉美国家、第一个同中国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的拉美国家，巴西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已成为南南合作的样板和典范。以巴西为个案进行考察具有代表性。首先，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分布不均。作为拉美首强和金砖成员国之一，无论以存量还是流量统计，巴西都是拉美地区除离岸金融中心外吸收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且占比超过50%。截至2018年底，近300家中国企业在巴西直接投资的存量超过600亿美元。巴西经济部2019年4月公布的第一份《外商投资通讯》（Foreign Investment Newsletter）数据显示，2003年3月-2019年3月，中国在巴西投资总额达710亿美元，占其前五大投资国总投资额的37%，已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其次，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数据，巴西最多最全，利于比较。全球前十大外资吸收国有8个是发达经济体，另外两个发展中国家正是中国和巴西。因此各研究机构在披露中国在拉美投资时往往重点将巴西单独列出。同时，巴西政府高度重视来自中国的投资，专门发布中国在巴西投资数据。最后，中国投资巴西引发第三方高度关注。2017年拉美前20大并购业务有11项位于巴西，而其中5项和中国相关。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引起关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将巴西列为中国在拉美地区五大合作对象国之一。国际机构、智库关于中国在拉美投资的研究报告也将巴西列为重点国家之一。

各种研究采取的数据不同使其相互之间难以进行比较，而统计数据差异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同也造成了学界和政界对中国在巴西投资的曲解。使用不同数据来源得到的结果不同，这就使中国在巴西投资的驱动因素成为“谜”。由此，在梳理和总结中国在拉美、特别是巴西直接投资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进行了梳理，特别是分析了不同数据来源存在差异的原因和影响。随后，以中国官方投资数据为样本，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并提出应对建议。

二 文献回顾

结合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文献回顾涉及三个层次：一是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对发展中地区和国家投资的驱动因素；二是拉美地区和巴西吸收OFDI的驱动因素；三是中国对拉美地区和巴西OFDI的驱动因素。

（一）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

理论上，OFDI对东道国存在诸多益处：创造就业、提高工资、知识和技术转移、提高生产率、扩大对外贸易。对来源国除经济收益外，OFDI还能够提升其“软实力”，如海外形象构建、巩固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等。目前，关于OFDI决定因素的研究初步形成共识，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国和变量选择上。但是，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相互投资驱动因素的研究略显不足。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是传统国际投资理论的延伸和挑战之一。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学术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因素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以市场还是资源为导向始终未形成共识。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在OECD国家的投资以市场为导向，而在非OECD国家的投资则旨在获得资源。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各类研究使用数据的差异以及国家样本组成的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自然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会存在差异。而以大样本国家作为数据集合的研究往往会使一些国家的特殊特质被掩盖。此外，由于中国对外投资主体通常含有“国有成分”，常常会遭到东道国甚至第三方的“质疑”。尽管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和发达国家存在差异，但中国投资的主体和投资行业日渐多元化，与国内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同步，对中国OFDI官方数据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

（二）拉美和巴西吸收OFDI的驱动因素

外国资本对拉美各国经济发展来说都极为重要。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后，拉美各国大规模私有化成为吸引越来越多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驱动因素。由于企业层面数据难以获得，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宏观数据展开。绝大多数研究选取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工资水平、通货膨胀、自然资源、经济开放度等变量分析流入拉美地区或具体国家FDI的决定因素。无论对于拉美整体还是次区域，又或者是具体国家，通常的研究结论认为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经济开放度对FDI流入有促进作用，而工资水平、通货膨胀对FDI有抑制作用，自然资源的影响不显著。巴西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创新能力，科学研究支出、高等教育支出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支出以及专利申请成为外资在选择巴西作为投资目的地时青睐的因素。

（三）中国对拉美和巴西OFDI的驱动因素

中国虽不是拉美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但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成为在拉美市场扩张速度最快的投资来源国。过去，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主要流向油气和矿产等自然资源部门、土地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较易引发如毁林开荒、植被破坏和水土污染等环保问题，也会涉及到当地社区权益维护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因此，中国“环境破坏论”“资源掠夺论”“威胁论”屡见不鲜，认为中国的投资就是冲着资源而来，导致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依附性”增强。随着中拉经贸大发展和中拉产能合作的不断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吸收中国投资增速最快的部门。国有企业是中国在拉美投资最主要的主体，他们以能源、油气、电力等领域为主要投资对象。相反，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则更关注于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和其他机器设备。尽管自然资源是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进行投资的传统驱动因素，但近年来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的特征事实已经表明市场因素和利益驱使变得越来越重要。换句话说，中国流入拉美地区原材料行业的投资在下降，而更多的资金进入当地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还有研究提出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需重视风险，对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风险控制。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研究对中国投资持正面或中性评价。例如，有学者研究了中国汽车企业在乌拉圭的投资和生产，发现中国资本和其他国家的资本的动因无二。还有研究认为中拉当前的贸易投资模式符合双方的要素禀赋，中国以资源为导向的模式将持续。但是，政策和投资具备为拉美出口创造增加值、实现出口多样化的能力，促进拉美的包容性增长和生产率提高。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将重心转向服务业，这与中国国内经济的转变相符。对发电、传输、信息技术、通讯、金融和交通等服务业关注增加，也代表着对拉丁美洲中产阶级消费者销售产品的信心增强。特别地，中国投资对巴西和厄瓜多尔等国经济的稳定作用不容忽视。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已经在中拉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价值链分布，拉美不仅仅为中国提供资源，还消化中国的产品和优势产能，更成为中国创新型技术和标准的实践地区，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利用拉美多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研究中国OFDI流入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而研究单一国家对象的研究较少。考察对单一国家的投资能更加清晰地了解特定国家吸收投资的特性和发展趋势。作为东、西两个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巴西的直接投资自21世纪以来快速增长，巴西也成为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事实上，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模式并不特殊。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同巴西等拉美国家的经贸往来就集中在自然资源部门。20世纪60-70年代，巴西自然资源部门是获得日本投资最多的领域，获取资源是日本在巴西投资的首要目标。韩国在巴西的投资同样如此，能源矿产是巴西吸收韩国FDI第二多的部门。

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关注到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它们在对象国、变量和数据来源选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但是，现有研究未能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拉美为整体研究的多，具体国别少；第二，使用的数据来源各不相同造成研究结果没有可比性，说服力不强；第三，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无法对“资源驱动”这一说法提供可靠地反驳证据。

三、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

（一）统计差异解读

尽管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巴西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首选投资目的地已成为共识。定期披露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连续数据（表1）的来源有中国商务部、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RED-LAC）、巴西-中国企业家委员会（CEBC）、巴西中央银行和巴西经济部。除连续统计数据之外，拉美国家和美国的一些智库、国际组织也会对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数据进行统计并公开发布，但以拉美地区整体数据为主，单独列出国别的并不多。

首先，中国官方OFDI数据来自于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自2004年起每年第三季度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的中国OFDI数据以《公报》为准。《公报》数据按行业、目的地国家和企业所有制类型分类，并对世界各地区和各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单独披露。中国官方数据来源《公报》基于2002年12月颁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OECD《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基准定义》（第三版）和IMF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对OFDI进行定义，并确立统计原则及计算方法。《公报》2003-2005年的数据均为非金融类对外投资，从2006年开始，《公报》对中国OFDI数据按照非金融类和金融类分别列出。

其次，美国和拉美地区的智库也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进行监测。AEI从2005年开始发布“中国全球投资跟踪”（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数据，对中国在全球和各个国家的投资进行追踪。该数据库涵盖所有公开的项目，以确定项目为数据支撑，截止到2019年10月共入库3100个较大规模的交易项目，包括能源、房地产、高科技等领域。另一方面，RED-LAC则聚焦于拉丁美洲，建立了“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监测数据库”并从2016年开始发布年度报告。该数据库基于fDi Markets、汤森路透集团（Thomson-Reuters）、彭博（Bloomberg）等多种信息来源和统计平台的数据进行统计。截止到2019年底，该网络的工作主要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下属墨西哥-中国研究中心（Researcher Center for Chinese-Mexican Studies）的研究人员完成。根据该学术网络的统计口径，新华社和《今日中国》杂志为其数据库提供资料和技术支持。 

最后，巴西政府部门和智库也对中国在该国的投资进行统计。CEBC是中国和巴西两国政府倡议和推动下由有意加强合作的两国企业家于2004年自发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中方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CEBC和美洲开发银行（IDB）于2013年发布了关于中国在巴西投资的第一份报告，对2007-2012年中国在巴西的投资趋势进行了分析。此后，该机构每年发布一份报告，对上一年度中国在巴西的投资进行介绍。CEBC统计数据以UNCTAD和媒体发布的投资新闻为基础，经过中巴企业家委员会的筛选和确认。巴西计划、发展和管理部于2017年8月发布了首份《中国在巴西投资通讯》（Bimonthly Newsletter on Chinese Investment in Brazil），此后每两个月发布一期，对中国在巴西签约的投资项目、实际落地项目、意向投资、旧项目的追加投资分别进行详细披露。2019年巴西新政府成立后，计划、发展和管理部被合并组成巴西经济部。巴西经济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首份《外商投资通讯》，沿用了此前的统计方法，对中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五个国家在巴西的OFDI进行跟踪，每季度发布一期。巴西中央银行于2018年发布了首份直接投资报告。该报告基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直接投资按权益和债务工具分别统计，直接投资的收益回流也统计在内。此外，巴西中央银行还将投资来源的中间国和最终国分开。

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机构对中国在巴西OFDI统计结果差异大。例如，2015年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在巴西的投资流量为-6330万美元，而CEBC和巴西经济部的数据则分别达到93.82亿美元和74.57亿美元，这显然会引发争议。再如，AEI和巴西经济部在2007年和2008年报告的数据均出现了“零投资”的现象，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通过对比各个机构的数据和统计方式，我们发现造成统计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统计口径不一。一是投资目的地差异，中国官方数据以OFDI第一目的地为准，而国外数据则多以最终实际投资发生地作为衡量标准。这就出现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这类离岸金融中心吸收中国大量OFDI而实际上只是资金中转站的“奇怪”现象。例如，巴西中央银行将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具体分为最终目的地和中间国，卢森堡成为中国企业间接投资巴西的首选。如果根据最终目的地，中国是巴西吸收直接投资第25大来源国，而考虑中间国因素后，成为第9大来源国。二是项目规模差异，中国官方数据一般要求企业或项目具备一定规模，AEI则只将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纳入统计中，这就造成未注册的小企业或小金额项目难以被统计在内。中国官方数据还不包括企业国外留存收益再投资，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往往被低估。三是合同额和实际发生额差异，RED-LAC以实际交易发生额为标准，而AEI则倾向于使用对外公布的合同总额。巴西央行和经济部的数据则将各类项目分别列出。

其次，直接投资和经济合作不分导致投融资混淆。对外经济合作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在中国注册并批准在境外从事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技术服务和房地产开发等业务的企业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主体。其中，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和拉美国家经济合作最主要的内容。直接投资和经济合作均需要金融支持，中资企业从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但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细节一般不予公开，这就造成无法具体到项目本身，从而也就无法将投资和融资区分开来。由于中国的融资往往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产业为主，造成拉美国家对中国资本“资源导向”的误解。AEI的数据也没有将直接投资和资产组合融资区分开来。尽管美国美洲对话（Inter-American Dialogue）和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GDPC）建立了中拉金融数据库（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专门跟踪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融资和官方援助，但其他机构在使用这一数据时往往倾向于混用，统一称为“中国在拉投资”。

再次，各种数据之间相互引用形成“滚雪球”效应。CEBC以UNCTAD数据为基础，同时会参考荣鼎咨询的信息和资料。巴西经济部的数据参考各方来源，不仅包括智库和官方统计数据，还包括媒体报道和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别投资经营便利化状况报告》中关于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数据使用巴西经济部的数据。 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来自于穆迪分析公司（Bureau Van Dijk），该公司的数据来源多样化，以报纸杂志信息为主，难免会有夸大之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的报告援引GDPC未公开发表研究报告当中的数据必然难以同其他口径统一。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既使用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又使用GDPC的数据。各统计来源方相互引用造成数据混乱，引发众多争议。

（二）特征事实分析

巴西是除中国外全球吸收OFDI第二多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吸引外资是巴西实用主义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在中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之后，来自中国的投资也快速增长。尽管巴西投资环境复杂，审批程序繁琐、本地化率高、环保和劳工标准高、政局不稳定，但中国在巴西的投资自2010年起进入新阶段，投资项目和金额增加，涉及领域不断拓展，且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包括能源、制造业、交通、科技创新等，不仅带动了当地就业还推动了巴西的技术创新。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有四大特征。

第一，流量偶有波动，存量稳定增加。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03年中国流向巴西的直接投资总额只有667万美元，2010年达到4.88亿美元，2014年则实现了近年来的峰值（7.3亿美元）。2017年和2018年均为4.3亿美元，是拉美地区除离岸金融中心外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存量方面，除2015年有所降低外，中国在巴西的直接投资存量实现了连续增长，从2003年的5219万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38亿美元，成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地。201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

第二，产业布局有限但开始多样化。中国在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起源于国有企业对采掘工业（石油、天然气、铜、铁矿石）的投资，这是一种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自然资源的战略。近年来随着中巴经贸关系提质升级，交通基础设施、电信、金融服务、电力工业、高科技成为中国企业的投资重点。2003-2019年9月，中国在巴西农业、矿业和石油开采领域的投资分别占中国对巴西总投资的5%、7%和25%，电力工业（45%）成为巴西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部门。另一方面，中资银行在巴西开设子行或收购巴西金融企业的股份进入巴西，百度、阿里巴巴、滴滴等中国科技企业也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巴西服务业投资当中。

第三，投资主体集中但开始丰富。2003年以来，在巴西投资的中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中国国家电网集团、三峡集团、中国石化集团、中国电建、上海宝钢集团等企业的投资额占到了中国在巴西投资的绝大部分。近年来，华为、格力、美的、比亚迪等中国的民营企业加快了在巴西投资的速度，且投资领域越来越广。2016年，上海鹏欣集团旗下的大康农业以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Fiagril 57.57%的股权。这是中国民营企业首次完成直接投资巴西农业的项目，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企业投资巴西农业的最大一笔交易。

第四，投资形式绿地和棕地并举。中国企业投资巴西最主要的渠道是棕地投资（Brownfield Investments），即并购，占比接近80%。巴西排在瑞士、美国和德国之后，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第四大目的地。2017年开始，中国在巴西的绿地投资开始快速增长。这是企业主动适应巴西原产地标准的结果，通过在巴西投资设厂，满足巴西超高本地化率要求。汽车产业是显著代表，中国在拉美地区汽车行业投资的一半流入巴西，基本都是绿地投资。奇瑞、江淮、长城和吉利等中国企业生产商均在拉美地区建立了组装厂。2019年1月13日，国家电网在海外首个独立投资建设的大型绿地500千伏输电特许经营权项目——巴西特里斯皮尔斯输电特许权二期项目顺利完工投入商业运行成为绿地投资的代表。

四、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

对中国投资巴西的统计差异和特征事实分析之后，本部分利用量化模型估计中国在巴西OFDI的驱动因素。

（一）数据和变量

根据前文统计数据的比较，国外关于中国在巴西OFDI的来源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且时间跨度有限。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流量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数据也是UNCTAD的统计来源，具备国际认可度。解释变量方面，基于现有文献和巴西经济特征，本文纳入五类可能影响中国在巴西OFDI的变量。

1. 市场规模（GDP）。这是影响OFDI布局最重要的因素，用GDP来衡量，通常认为市场规模越大，吸引投资越多。汇率不稳定且频繁发生货币危机是巴西自独立以来经济特征之一，贬值也成为巴西经济增长的约束之一。在一些危机发生年份，以雷亚尔计价的巴西GDP增速要明显高于以美元计价的经济增速。OFDI通常以美元计价，这就会通过双重渠道对投资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分别用雷亚尔计价（GDP_B）和美元计价（GDP_U）的GDP进行回归，数据均来自于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

2. 经济稳定（I）。经济不稳定同样是巴西自独立以来的特征之一，高通货膨胀引发危机使巴西投资环境的吸引力下降进而对投资形成一定的阻力。巴西政府部门、官方智库和学术机构均编制通货膨胀指标，本文选取巴西中央银行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础——广义全国消费者价格指数（IPCA）作为经济稳定的代理变量。

3. 贸易机会（TO）。贸易和投资相互促进，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往往促进资本流入。本文选取汇率（e）和贸易开放度（open）作为衡量贸易机会的变量，汇率来自于国际清算银行窄口径下巴西的实际有效汇率，贸易开放度则由IBGE公布的巴西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美元计价）来衡量。

4. 市场机会（MO）。本文选取最低工资（wage）和代表劳动生产率的单位工人年度产值（labor）作为衡量市场机会的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

5. 资源机会（RO）。中国在巴西投资的“资源攫取”论调屡见不鲜。本文选取包括能源在内的广义大宗商品价格指数（commo）和自然资源租金（rent）作为衡量资源机会的变量，数据分别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本文数据以2003年中国商务部首次披露对巴西OFDI数据为起点，样本数据跨度为2003-2018年。为消除异方差性，数据均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设定和估计结果

数据可获性不足使样本时间跨度较短，加之变量多，无法利用常规的时间序列建模方法进行长期协整或短期脉冲响应分析。为量化中国在巴西OFDI的驱动因素，本文利用逐步回归分析法（STEPLS）将解释变量分组，并利用统计准则进行筛选，规避多重共线性。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在备选的全部解释变量中按照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变量的显著程度或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贡献的大小逐个将其引入回归方程。本文采用逐步筛选前向法，将市场规模和经济稳定指标作为基础变量，其他指标则为可选变量，筛选原则采用p值，设定为0.05。

由于每种机会包含2个变量，为避免自变量数目过多影响回归效果，本文建立8个模型。在两个基础变量不变的前提下，8个模型依次按照每种机会提取一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保证每个回归方程只包括5个自变量。针对本文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回归之前对纳入模型的变量进行了平稳性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此外，为重点分析汇率的影响，本文在市场规模的衡量上分别使用以本币计价和以美元计价的GDP进行回归。为降低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尝试将各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单独或同时加入模型，但回归系数和模型的显著性并未得到改善。具体模型表达和设定如下（表2）：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中国在巴西OFDI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类型的环境下存在不同的机制，主要包含以下特征。

1. 市场机会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无论是最低工资水平还是单位工人年度产值，对中国在巴西OFDI的影响力均显著（p<0.05）且均未被剔除。这说明中国在巴西投资以效率为主要驱动因素。所有模型的回归结果在影响方向上保持一致，即巴西单位工人年度产值和中国OFDI规模反向变动，而巴西工资水平则和中国OFDI规模同向变动。这说明当地劳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中国投资的减少，可能的解释是巴西国内产业升级和自生能力的提高对外来投资产生了挤出。巴西工资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中国OFDI的流入，这和一般的研究结论相悖。可能的解释是最低工资的提高促使巴西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经济向好，对中国OFDI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2. 贸易机会的影响较为显著。首先，汇率的影响显著且稳定。模型1-模型4中，使用美元计价的经济总量时汇率均被剔除，而使用本币计价的经济总量时汇率系数均显著。根据回归结果，汇率和投资额同向变动，即汇率升值会引起投资额的增加。货币升值期意味着经济大环境想好，对投资更具吸引力。其次，贸易开放度的影响较为显著，贸易规模越大，投资额越小。这符合巴西自卢拉政府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征，即政府在贸易开放和吸收外资方面持相反立场，巴西长期秉持贸易保护主义却积极吸引外资的发展战略。

3. 资源并非OFDI的显著影响因素且方向不确定。无论是大宗商品价格还是自然资源租金，在多个回归方程中被剔除。尤其是自然资源租金，在8个模型中只有2个得以保留，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则只有模型（3）。这说明中国在巴西的OFDI并不以资源为导向。事实上，巴西吸收外资结构发生变化是较为晚近的事情。2012年之前，巴西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部门是自然资源部门。因此，认为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是“资源攫取”显然有失偏颇。

4. 市场规模的影响方向不确定。所有模型中，只有模型（4）和（8）以美元计价的GDP系数不显著，而这两个模型均只纳入了以最低工资衡量的市场机会，贸易机会和资源机会变量均被剔除。在全部16个回归方程中，有一半的回归方程GDP的影响方向为正，符合一般常识，即市场规模越大吸引投资越多。需特别说明的是，最低工资全部进入方程，而此时GDP系数全部为负，两个变量的影响方向与通常研究的结论相反。这说明在市场规模和工资水平之间存在某种内生性，未来需要进一步分解。

5. 经济稳定不是中国在巴西OFDI考虑的因素。无论怎样组合变量，通货膨胀率在所有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更看重市场，而该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并未影响中国的投资，中国可以成为巴西稳定的投资来源国。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在巴西OFDI以市场机会为主要导向、贸易机会次之，而资源机会并非中国投资的目标。此外，中国在巴西投资的规模相对稳定，其经济不稳定甚至经济衰退并未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和拉美国家出于防范不确定性风险、利用新机遇加强合作的考虑，均有强烈的愿望探索新的合作空间。作为拉美首强和金砖成员国之一，巴西同中国的合作基础坚实、潜力巨大，升级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并实现多元化是两国拓展合作、使巨大合作潜力转换为发展动能的必要途径。

当前，巴西正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需要政府通过私有化获得财政资金，吸引投资参与私有化进程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这不仅是弥补对外贸易逆差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关键，同时也是提升经济潜在增速的关键。面对巴西巨大的投资缺口，已经在巴西布局的中国企业自然将加大对巴西的投资。据此，为促进中巴投资合作，驳斥“资源掠夺论”“中国威胁论”等抹黑中国的论调，我们建议：

第一，增进战略互信，建立投资统计沟通机制。世界各国在投资数据公布方面均不透明，各国统计差异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被第三方利用。不同机构的投资数据已经影响了双方政府和企业的正常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买下巴西论”的扩散。由于投资统计涉及统计方法、认定原则、投资转移等多个层面的技术要求，需双方共同努力。因此，即使不对外公布，中国和巴西也需要进行沟通和协调，尽早建立联合研究小组就双边投资统计差异开展联合研究，从而避免第三方干涉。

第二，熟悉投资规则，提高适应能力。中国企业应增强对巴西投资规则的适应力，提高本土化经营水平，破解“本地含量论”难题。除“本地含量”外，中国企业还需重视和了解巴西社会关系网络、物流便利度、劳工标准和用工传统、税收制度等约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遵守国际商贸规则，通过符合巴西规范的本土化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管理，主动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社区沟通，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此外，签署国家层面的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也是保障企业投资利益和安全的有效措施。

第三，拓展投资领域，创新投资驱动力。中国OFDI从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开始已经创新出了若干种投资方式，基本形成了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联合投资、实物投资、股权置换、返程投资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现状。数字经济的兴起使投资的领域和方式都将实现多样化。例如，中国的数字型跨国公司，如阿里巴巴、腾讯、蚂蚁金服等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影响力，也通过并购和参股等方式进入巴西。这将推动巴西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同中国的合作，有利于中国在巴西投资领域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发挥好双边投资基金的政策引导作用。中国和巴西在中拉产能合作基金框架内建立了中巴产能合作基金但效果不彰，主要原因在于项目融资期限难以达成一致。因此，对于有代表性且预期收益有保证的项目，贷款期限可适当延长，满足巴西对资金的需求。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宣传策略。拉美的中资企业给人的印象几乎都集中在石油和矿业，但中国的投资几乎覆盖到了所有产业部门。事实上，在巴西的中国企业在维护社区环境、自身经营水平和制度建设方面下了“狠功”。但是，囿于传统的政策导向和宣传思维，这些付出未被巴西熟知，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未见报道，企业似乎不愿被“曝光”。因此，中国企业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同时，需重视对社会责任和自身能力建设实事求是的总结，主动进行宣传和推介，寻求回馈社会的新方法，在企业之间形成经验吸收和教训吸取的良好氛围。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形象，更是避免恶性竞争的手段。

第五，把控各种风险，做到有效规避。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汇率都是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巴西汇率不稳定，币值大幅波动频繁，这就需要企业明确项目定位，在巴西汇率不同周期采取不同形式的投资方式，确保投资回报率，避免周期“错配”影响投资效果。2016年陷入衰退后，巴西经济始终疲软，成为近40年来增速最低的5年。巴西在保持经济活力方面始终面临挑战，长期依靠国内消费和大宗商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经济下行周期时便丧失动力，这导致中企投资巴西的风险加大。因此，需对巴西的政治环境、法律法规、税务体系、劳工政策等进行深入研究，做好风险应对措施，切实防控投资风险。

展望未来，全球化的大格局和趋势不会变，中巴高政治互信为双方经贸合作保驾护航。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巴西“投资伙伴计划”深度对接的基础上，中国企业面临重大战略机遇期。以巴西市场为代表，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传统产业和新兴行业齐发力，创造新局面。“一带一路”可成为一个平台，使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更加多元化，并积极参与三方合作。巴西还高度重视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领先地位，密切关注中国在5G通信、电子商务、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等新兴产业发展上取得的成果，双方将挖掘出更多前沿领域投资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