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固周边地区朋友圈的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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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取得主权独立近30年的中亚各国，多数处在国家政体和发展模式的双重转型关键时期，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有着更高的期待。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中亚各国有着一致立场和共同语言

●顺应与世界联通的大趋势，这是一个纵向的历史维度

●对全球发展议程集体发声，这是一个横向的全球维度

●现实地区安全与发展捆绑，这是一个互动的地区维度

2020年7月16日，中国和中亚五国外交部长首次举行视频会议，与会各国外长一致决定建立“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这是在新的地区和全球形势下，中国和中亚各国间已建立起来的丰富交流渠道中又出现的高层对话机制。在近年来欧亚地区出现不同主题、不同组合、不同领域的各种多边交流平台的今天，理解“中国+中亚五国”的建立还需以多维度的视角解读。

顺应与世界联通的大趋势，这是一个纵向的历史维度

中亚各国独立已近30年，这段历史对中亚各民族而言可谓天翻地覆，因为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构建现代意义民族国家的历史。尽管中世纪以来的中亚地区也曾出现过贴木儿帝国、哈萨克汗国、布哈拉艾米尔等规模和影响大小不一的政权，但它们或无缘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或因强大域外权力干预而被边缘化。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对中亚的征服和统治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而中亚地区处于欧亚内陆中心的特殊地缘地位，给本区域的社会文明进步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受地处封闭地缘环境的制约，中亚文明的发展受到地域因素限制，使其内生性的张力不强；另一方面，又因为地处欧亚非三个大陆板块的中间地带，中亚文明在古代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四大文明中心间的缝隙中生长，因此成为以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宗教文化传播的十字路口。历史上中亚诸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一直就在这两种相向而行的力量对撞、博弈、交替作用之中纠结完成，由此形成了这一地区不可复制的特色文明。也恰恰是因为处在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边缘地带，每当在周边出现一个足够强大的文明中心时，向周边辐射的文化影响都会覆盖中亚地区。从古希腊、波斯、匈奴汗国，到突厥、阿拉伯、蒙古、沙俄帝国。一次次的征服和统治过程，客观上也促进了中亚社会的艰难进步。尽管在中亚的文明发展史上的这种进步伴随着战争、屠杀、劫掠等人为灾难，但外力是中亚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苏联解体后，中亚作为俄罗斯强权中心附庸的历史结束了。与历史上最大的不同是，以五个现代民族国家为代表的中亚本土权力中心的出现，使中亚民族拥有了塑造地区文化和构建社会文明的空前自主权。而基本没有改变的是，特殊的地缘环境依然是新生民族国家走向世界的阻碍，同时也继续成为域外战略力量渗透的空间。中亚各国在努力寻找突破地缘困境契机的同时，这一地区又“轮回”到受到周边强权影响和借助于外力促进自身发展的“宿命”。地区环境和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地区乃至世界重大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受传统战略文化和政治逻辑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首先是致力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尚处于“草创建国”时期，中国不带附加条件的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受到中亚各国的欢迎。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人文联系，世纪之交在欧亚地区出现的“三股势力”对中国和中亚各国构成了共同威胁。同样基于上述原因，针对这种跨国作乱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协同与合作。经过近30年实践，中国与中亚各国间不仅取得了众多的合作成果，而且均结成了不同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已经搭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多个协调、磋商平台。“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的建立，无疑将成为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又一国家层面的专业化交流、互动的重要渠道。

对全球发展议程集体发声，这是一个横向的全球维度

当今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战略力量消长加剧逐渐打破原有的脆弱平衡格局，全球化发展失衡更激活固有矛盾和潜在冲突。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有国际体系面临重大挑战，国际大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带来了普遍的焦虑和恐慌，并引发全球国际关系中的保守主义抬头，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盛行。同时，原本处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国家和族群，更是担心被全球化的快车甩下，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思潮成为某些政治、文化精英们进行危机动员的思想库。取得主权独立近30年的中亚各国，多数处在国家政体和发展模式的双重转型关键时期，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有着更高的期待。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中亚各国有着一致立场和共同语言：“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成员，中国和中亚国家应当旗帜鲜明地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抵制任何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启动了旨在“改造后苏联空间”的“颜色革命”，无视中亚各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转型现实，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西式政治民主改写中亚国家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强行干预正常社会进程和本土政治生态的行为造成了中亚国家发展路径上的紊乱。对此，王毅国务委员的主旨发言中强调，“中国和中亚的合作基于双方的共同需求，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不会影响中亚地区既有的双多边合作。我们反对外部势力在中亚搞颜色革命和零和博弈,也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这一地区各国的内政”。

当今世界正处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十字路口，国际环境不稳定和发展方向不明朗构成多重叠加风险。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导向，以安邻、睦邻、富邻政策为实施路径，以营造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测的地区发展环境为立足点，这样的共同努力必定有利于集体应对和化解上述风险与挑战。对此，“中国+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联合声明》在第五条中作出如下表述，“中国和中亚国家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相同或相近。中方支持中亚国家加强地区合作和举行元首会晤，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各方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框架内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和区域性挑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现实地区安全与发展捆绑，这是一个互动的地区维度

2020年以来，一场突如其来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快速传播。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是正在与世界建立起不同程度联系的中亚国家都未能幸免。当2月上旬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以武汉为中心爆发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第一时间向中国提供了医疗物资援助。进入3月以后，中亚各国纷纷出现首批由欧洲输入的新冠病毒肺炎感染病例，而且由于各国社会管理体系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思路和能力不同，新冠疫情在中亚地区防控形势复杂，甚至夏季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疫情出现严重反复。在此情形之下，中国不仅由政府和地方提供了多批中亚各国急需的口罩、防护服、消毒药剂等防疫物资，而且民间企业、商界、学界组织了捐钱、捐物活动，通过各国驻华使馆发往中亚疫区。从4月初开始，由新疆、江西、陕西等地参加过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工作组赴乌、哈、吉、塔等国与当地同行并肩作战，将宝贵的医学信息和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亚同行，并向当地卫生部和医疗机构提出重要对策建议，为中亚各国迎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首役取胜注入了信心、增添了胜算。在“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中，各国外长用如下表述记录了这段历史：“中国和中亚国家抗疫合作成果丰硕，体现了命运与共的合作理念”。

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国家时曾在署名文章中指出，中国和中亚各国人民“勤劳勇敢、诚实守诺、重情重义，对家国天下有着相似的理解”。尽管不同的生存方式塑造了中国和中亚差异性精神文化，但数千年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他们之间彼此理解和相互接近的价值观。基于这一历史传统，在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中亚各国协商解决了边境安全问题、携手战胜了“三股势力”的挑战、共同建立能源和交通走廊。齐心协力战胜新冠疫情将是更加紧密合作应对时代新挑战的开始，也是中国与中亚各国结成休戚与共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王毅指出，“中国和中亚国家山水相连，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和中亚人民相知相亲，是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这不仅是两大区域文明成长期互动历史逻辑的延续，也是当今共克时艰、携手发展的时代需要。

本文将刊于《中国投资》2020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