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涛：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上）

当世界进入国际体系发生深刻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处在这一大背景下的中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领域也在发生独立以来的重大变化。同样，构成中亚各国安全与稳定的主要条件也在随着这一大趋势发生蜕变。当然，这种已经显现出来的趋势是一个渐变过程。而且，由于中亚地缘政治环境和中亚民族政治文化的特性，这一趋势带有较其他地区更加鲜明和强韧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因此，考察2018-2019年度中亚地区安全形势不仅要将关注点放在新出现的一些趋势性表现上，而且还须以地区长期存在的各种主要安全构成和威胁要素为基点，在特定时段的坐标上进行相对全面和动态的对比与分析。

一、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特点

我国多数学者一般以2016年5月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极端主义分子暴力袭击警察和8月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遭遇恐怖主义袭击等重大恶性事件为标志，对此后的2017年、2018年中亚安全形势做出“基本稳定”、“总体可控”，但“稳中有忧”的大致判断。也就是说，与2016年以及更早时期相比，由于近两年里中亚地区没有发生过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主义袭击和大规模伤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本地区的安全形势被普遍认为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专家曾在2018年底做出一项预测，认为正在中亚地区渐渐形成一个相对的“稳定岛”。看来这一评估过于乐观了，2019年11月出现在塔吉克斯坦的号称是“伊斯兰国”发动的武装袭击事件似乎突然间为两年的平稳形势划上了一个惊叹号。这意味着新一波极端主义活跃期的开始，还仅仅是地区安全形势平稳过渡中的一次小小回潮，做出准确判断尚需要进一步观察。笔者倾向于后一种判断，因为在地区大环境趋于稳定的背景下，这次以“自杀”方式制造极端主义势力存在的恐怖袭击毕竟不会成为主流。然而作为中亚地区安全的最主要威胁，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和活动仍是本年度首先关注的因素。

首先，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威胁尚未彻底排除。当今世界受到全球化不均衡发展影响，极端主义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虽然以中东“伊斯兰国”为标志的全球性极端主义活动高峰期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但曾经严重搅乱世界政治格局的极端主义思潮和意识形态却仍然在一些相关地区产生着后续影响，中亚地区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前些年赴“伊斯兰国”参加“圣战”的中亚各国极端主义分子返回原籍和潜入周边地区，这股势力的活动成为近年考察中亚各国安全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当叙利亚政府军在“伊斯兰国”长期盘踞的伊德利卜省逐步收复（卡夫尔•纳布达；盖莱•阿尔-迈迪克；汉•谢洪）等战略重镇，曾经以建立宗教政治、经济主体为目标而号召全球宗教极端主义者中心开始彻底瓦解。但五六年来吸引大批追随者的“哈里法国家”理念和“萨拉菲全球圣战”思想却并没有随着“伊斯兰国”的解体而中止传播，反而因各地“圣战者”返回原籍而产生“发散性”效应。事实上的“伊斯兰国”已经土崩瓦解，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概念至今仍被中亚、阿富汗等地极端主义势力在媒体上和活动中沿用。这种以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反对现有国际政治体系的意识形态仍在不断发酵并产生后续影响的现象，构成了所谓“后伊斯兰国时期”中亚地区安全的主要特征之一。

其次，极端主义引发的暴力活动碎片化。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及其影响力明显下降，尽管还能见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极端主义组织的活动信息，但这些组织自身已发生重大改组，松散度和灵活度增加成为主要特征。其实这一特点也是前几年中亚安全形势重要表现的延续之一，类似于2016年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暴力事件的突发性、偶然性继续成为本年度中亚各国共性特征。其中较严重的一起是2019年5月发生在塔吉克斯坦瓦赫达特市的监狱暴动事件，造成了包括3名警察在内的32人死亡。这次监狱暴乱的主谋和骨干曾经是“伊斯兰国”的成员，是2015年叛逃中东、后被击毙的塔吉克斯坦特种警察部队前教官古尔穆罗德•哈里莫夫的儿子别赫鲁兹•古尔穆罗德•哈里莫夫。尽管这次监狱暴动事件因很快被平息而未对社会稳定造成更大影响，但其发生也并非完全偶然。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由中东返回前“圣战”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此次监狱暴动事件发生的背景、起因和过程也具有典型意义。这所属于塔吉克斯坦司法部的监狱目前还关押着1500名类似的“危险人犯”，而这样规模的监狱或惩戒机构在塔吉克斯坦还有许多处。由此可以做出判断，所谓“后伊斯兰国”效应在中亚可能产生的潜能和周期尚未完全终结。11月6日，约20名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以西60公里靠近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一处边防哨所，造成数名边防军人和一名内务部军官阵亡。歼灭了这批恐怖分子后，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信息中心证实，这股武装分子仍然打着“伊斯兰国”的旗号，他们在11月3日已由阿富汗昆都士省潜入塔境内，目的是给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及整个中亚地区制造混乱。这一突发事件再次显示了极端势力在中亚小型化活动的灵活性，这为各国职能部门情报预警和及时防范造成困难。

第三，互联网成为极端主义势力显示存在的空间。中亚各国安全执法部门和有关学者对近年极端主义组织和分散个体利用国际互联网、移动通讯工具活动均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对因此给各国社会构成的安全威胁和目前各国职能部门滞后的管控能力分别提出不同程度的警告。而通过国际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工具继续宣传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理念、招募组织成员，甚至进行秘密勾联的极端主义组织，有近期在中亚地区尤为活跃的“哈卡尼网络” 产生于本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以及已经在本地区长期本土化的“伊斯兰解放党”、“圣战者联盟”等， 当它们在中亚各国制造各种恐怖主义事件的现实行动几乎绝迹的时候，利用虚拟空间显示其存在的意义似乎更大于组织联络、招募人员等其他实际目的。中亚及俄罗斯多数学者认为，虽然这种势头在2017年、2018年已经显现，但在2019年仍在继续加强。

二、值得关注的其他影响要素

中亚各国自1991年获得独立后，已经过了近30年的民族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历史。在独立发展的历程中，为了尽快构建起基本的经济框架和价值体系，中亚各国均努力发掘各自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和文化传统。如今，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与中亚各国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期的效应叠加，曾经突出某些优势领域的发展方式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消费赤字”，甚至在总体发展格局中产生失衡。当这些问题不断积累至影响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时，对中亚国家安全隐性的、潜在的威胁和风险开始引起中亚各国学者及国际社会的关注。按照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上海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和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提出的上合组织新安全观，以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时代视角观察，2018-2019年度中亚地区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确能够引起分析人士的重视。

第一是生态恶化的潜在威胁。中亚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历史上中亚各民族活动的特定方式，而沙俄和苏联时期推动了近代中亚社会发展的沉重代价之一，是原有的草原游牧和绿洲农业环境的改变。在苏联解体前后，这种自然条件的变迁已经开始显现。随着中亚各国独立后各自选择的优先发展模式，依托能源、矿产、农业等优势资源禀赋的开发在近20年中被推向峰值，对环境的过度消费也达到了极致。当各国渡过经济发展低谷和产业体系初具规模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风险开始被重视起来。首先受到关注的是咸海生态危机持续恶化的问题。这一问题虽然作为苏联计划经济人为造成的生态负遗产，但其区域性影响和国际关注度使之一直居中亚生态问题的榜首。随着全球性气候显著变化，注入咸海的主要河流阿姆河、锡尔河水源地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冰川正在快速融化，咸海水域继续缩小和加速干涸恐怕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其次是大面积草场退化，使中亚居民最主要栖息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但是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上的各国经济开发、城镇建设用水量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对此已有权威人士表示担忧并提出警告。在今年世界资源研究院公布的全球水资源短缺程度排行榜中27个严重缺水国家里，土库曼斯坦排名第15位，乌兹别克斯坦排名第25位。中亚地区的生态恶化问题也引起的各国高层的注意，在多数国务活动中均将此作为相互合作的关键性问题。

作者：许涛 中安华盾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