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企“走出去”,面临这些机遇和挑战
编者按
海外市场看似风光无限,但也波诡云谲。尽管“一带一路”等相关利好政策为国有大型煤炭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巨大机遇,但在此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何正确看待“走出去”的危与机?
近日,《中国煤炭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原副会长田会,一起探讨我国大型煤炭企业化危为机的国际化之路。
国有大型煤企“走出去”的危与机
我国煤炭工业与世界煤炭工业对比
露天开采(差距较大)
井工开采(有差距)
01 装备水平
可靠性差、稳定性差、效率低、零部件使用寿命短、大型化程度较低。智能化水平较低。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方案能力较差。
02 管理水平
管理水平二元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不足。效率低,安全性差。井工开采强于露天开采。
03 工程水平
工程水平差距不大。设计和施工水平差距不大;标准化水平偏低;成套水平偏低。
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山东能源集团、浙江能源集团、中煤五建公司、郑州煤矿机械集团等大型涉煤企业积极“走出去”,探索大型涉煤企业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之路。
海外市场看似风光无限,但也波诡云谲。尽管“一带一路”等相关利好政策为我国煤炭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巨大机遇,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煤炭企业也面临诸多挑战,突出表现在境外资源开发程序复杂、缺少政策性资金支持、投资风险加剧等方面。
海外项目开花
步伐明显加快
目前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相关项目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提升了全球煤炭产业的集中度
“国家能源集团等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依托矿山建设、燃煤发电、煤矿机械等方面优势,在海外市场深耕细作,目前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相关项目建设。”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原副会长田会说。在他看来,我国大型煤炭企业综合优势明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是提高煤炭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框架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电力、油气、核电、新能源、煤炭等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我国煤炭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提升了全球煤炭产业的集中度。
2019年,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进口总额4529.2万美元,出口总额1634.4万美元,全年共签订国际项目合同额2256.9万美元。其海外项目大多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公司,国家能源集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国际化经营步伐迈得铿锵有力。截至2019年底,国家能源集团境外资产493.22亿元,境外营业收入43.75亿元。境外投资项目分布在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洲五大洲的12个国家,业务范围涵盖煤电、风电、煤炭、页岩气开发等多个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能源集团国华电力在印度尼西亚投资控股了3个煤电项目,总装机容量310万千瓦。国家能源集团已成为在印度尼西亚控股容量最大的外国发电企业。
“第318位”是山东能源集团去年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排位,“走出去”参与更高层次的市场竞争,获取更丰厚的利润必须依靠国家战略,而海外资源已经成为山东能源集团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山东能源集团已形成山东本部、陕西内蒙古、澳大利亚、上海“四大基地”的发展格局,是我国唯一一家拥有境内外四地上市平台的煤炭企业。目前,山东能源集团在澳大利亚拥有并管理包括莫拉本在内的11座煤矿,控制煤炭资源101亿吨,其中3座矿井年产量超过1500万吨,跃入澳大利亚前十大矿井行列。
去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考察时强调,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
如今,郑州煤矿机械集团不光在国内市场稳居行业龙头地位,还将触角延伸到俄罗斯、印度、土耳其、越南、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2016年,美国企业订购的液压支架成功交付使用,实现了中国制造在美国高端煤机市场的新突破。澳大利亚企业批量订购的立柱顺利交付,标志着郑州煤矿机械集团的产品成功进入澳大利亚高端市场。该集团印度穆尼迪项目按规划生产交付大型机械设备,消除了印度煤炭行业长期以来对长壁综采技术无法在印度成功运行的顾虑。
除了在海外设立项目部外,一些煤炭企业还专门设立了公司以承接海外项目。中煤五建公司境外设立了中煤五建印度私人有限公司、中煤五建南非私人有限公司2家子公司和土耳其艾尔麦德项目部。浙江能源集团在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等地兴建了煤矿、煤电、油气、水电等相关项目,并在香港、新加坡、巴西、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德国等地设立公司或办事处,专门负责海外项目开发。
尽管上述企业不足以代表我国煤炭企业“走出去”的全部面貌,但可窥一斑而知全豹,折射出我国煤炭企业在海外的突围创举。
海外拓土挑战加剧
系统风险不容忽视
除了系统风险和投资、融资风险的不断加剧,中外不同的行业标准、审批程序也是制约中国煤炭企业海外项目顺利落地的瓶颈问题
虽然我国煤炭企业“走出去”取得较大进展,但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形势下,煤炭企业在海外开疆拓土还面临着巨大挑战。
田会直言,我国煤炭企业在境外开发建设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系统风险。
“由于中外在民族情感、国际视野、宗教习惯、人文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煤炭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会面临包括地缘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汇率风险、文化风险、社情民俗风险等在内的系统风险。比如,山东能源集团虽然在南美洲深耕多年,但受当地政治、经济政策影响,其区域布局项目进展十分缓慢。”田会说。
在系统风险加剧的同时,中国煤炭企业投资全面风险评估能力依然存在短板,进一步加剧了投资风险。
“总的来看,中国煤炭企业在海外选择投资项目时仍然缺乏一定的专业性。项目可行性研究必须要从项目本身和公司条件2个方面考虑,只有统筹做好全面的风险评估,才能保证项目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田会说。
此外,由于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国外对单一装备或技术的需求不大,而是更倾向于以总包工程的方式与中国煤炭企业合作,由此也带来了较大的投资和融资风险。
单纯的EPC总承包项目越来越少是中国煤炭企业在海外遇到的共性问题。记者了解到,国外由于很多项目涉及投资和融资,项目的性质发生了改变,项目的运作周期延长,这些都增加了收益的不确定性。
“刚才我们提到了海外总承包项目的投资和融资风险,中国煤炭企业迫切需要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采访中,田会特别提到了中国煤炭企业“走出去”面临的资金难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项目资金匮乏,面临不同程度的资金瓶颈,需要中国煤炭企业自身加大投融资力度。鉴于当前目标市场很多项目均需要投资或融资,田会建议,金融机构给予“走出去”的煤炭企业更多的优惠性贷款支持,煤炭企业也要加大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交流合作力度,争取“一带一路”相关能源类项目支持。
记者了解到,除了系统风险和投资、融资风险的不断加剧,中外不同的行业标准、审批程序也是制约中国煤炭企业海外项目顺利落地的瓶颈问题。
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例,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煤炭企业可以通过直接收购的方式获得矿产资源,但在初步勘探、详细勘探和开采阶段,都需要履行较为复杂和十分严格的审批程序。在国内,我国境外投资部门由国资委、发改委、商务部等多个政府部门分别管理,各个部门掌握的政策侧重点不同,导致境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和审批时间较长,由此煤炭企业可能面临并购失败带来的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
中外行业标准不同,认证问题也是中国煤炭企业,特别是煤炭机械制造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我国煤机装备对外出口,中外产品标准对接存在较大难度。特别是对俄罗斯、土耳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出口设备时,尽管安全标准互认工作在不断积极推进,但产品类别繁多、程序繁杂,认证问题仍然会加剧中国煤炭企业的工期和成本压力。
“受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国际煤炭行业老牌的竞争对手均实行以降价换市场、本土化管家式服务等差异化竞争策略,导致中国煤炭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在价格和售后服务上无明显优势,给中国煤炭企业带来一定的挑战。”田会补充道。
机遇与挑战并存
智能化清洁化是方向
业内人士认为,环境风险不仅影响煤炭海外项目的实施和收益,甚至有可能加大投资风险
环球数据日前发布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全球经济下滑、能源需求缩水,但煤炭产量今年仍将出现略微增长,增幅约0.1%。这是连续3年增长之后的一次“小增”。环球数据预计,未来4年,全球煤炭产量将保持年均2.2%的增长率。2024年,全球煤炭总产量预计将达到89亿吨。
煤炭具有的价格实惠、储量丰富和便于运输等优点,是保障能源安全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是全球能源系统的核心。“煤炭将为全球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保证能源安全和推动工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田会说。
作为亚洲和非洲很多国家的主体能源,煤炭在中国及南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消耗占比较大,煤炭既保障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安全,也支持了当地经济发展。
然而,煤炭在欧洲的境遇和在亚洲、非洲的境遇大相径庭。受环保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部分欧洲国家将逐步淘汰煤炭。据了解,法国、英国、德国计划分别于2021年、2025年、2038年关闭所有的燃煤电厂。
作为高耗能行业,煤炭产业对环境的污染是绕不开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环境风险不仅影响煤炭海外项目的实施和收益,甚至有可能加大投资风险。世界煤炭协会也从不同侧面分析印证了这一观点。
世界煤炭协会认为,尽管近年来全球煤炭工业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面临洁净煤技术投资不足、不同国家政府对洁净煤技术政策不一致、各国缺乏对煤炭工业的支持政策等挑战。特别是全球范围内对于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不了解造成了人们对煤炭的误解,煤炭已经被取消了参与净零碳排放世界的资格。撤资运动则限制了煤炭开发和选择多种清洁方案的可能性,危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严重制约了煤炭工业的长足发展。
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我国煤炭行业也承受着碳减排方面的国际压力,再加上严峻的国内环境治理问题,加快能源转型发展刻不容缓。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占全球的一半左右。我国缺油、少气、相对富煤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稳定的能源。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田会说。
在他看来,随着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替代作用增强。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率由2011年的70.2%下降到2019年的57.7%。煤炭行业依靠传统的产量增加、规模扩张求发展之路难以为继,必须要走智能化、清洁化发展之路。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煤炭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上升期,基础建设、电力缺口巨大,对煤炭和煤机装备需求旺盛,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
2019年,在全球前十大煤炭生产国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了7席,煤炭总产量接近28亿吨。这些国家虽然煤炭资源丰富,但煤炭集约化开采水平相对较低,这些为我国大型煤炭企业“走出去”进行技术输出、劳务输出、工程承包、地质勘探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煤炭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我国煤炭企业化解国内市场压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海外市场,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国煤炭行业加快转型发展步伐,站在更高层次上嵌入世界产业链条,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田会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