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秩序动荡 线上线下联动将成中企出海新机遇

自我国提出并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国内企业积极布局全球，无论是在传统的制造业还是新兴的通信和互联网产业，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2019年全球 500强企业中，中企入选129家，数量首次超越美国，其中6家中企进入全球100强，数量再创新高。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随着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民粹主义的泛滥，国内企业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也不断增大，传统的出海方式面临新挑战。如何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打造出海新优势，是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出海始于2000年，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 

2000-2008年是起步阶段。2000年，我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并于2001年将其写进“十五”规划纲要，上升为国家战略，2001年又加入WTO。这一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不断增长，但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全球排名仍不高。 

2009-2016年是快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国外资产价格低迷，加上投资环境友好，而且国家已经在前期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所以我国企业抓住良好历史机遇并购全球范围内的优质资产。该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增速基本在15%以上，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2位，存量位居全球第6位。 

2017年至今是转型与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政策主要是引导企业优化对外投资的产业和地区结构。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泛滥，对外投资的国际环境不再宽松，给国内企业出海带来新的挑战。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出现同比下降，但是流量和存量仍居于世界前3位。 

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动荡，为出海企业带来三大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和部分国家贸易保护措施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今年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中企跨国投资和经营面临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空前加大。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政策趋严，跨国公司基于市场原则的布局模式可能将让步于主权国家“安全”利益。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在涉及能源、交通、电信、航空、网络安全等领域内的海外投资很可能受阻，而高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互联网服务等领域也面临重重障碍。 

发达国家纷纷希望本国制造业“回流”，全球“供应链”可能重塑，这将加大全球产业分工和供应链的摩擦成本。 

面对挑战，国内企业不仅要线下出海，还要线上出海。WTO在《贸易2030》中指出，预计到2030年，数字技术将促进全球化贸易增加34%。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让不同国家、地区、经济体之间进行更加便捷高效地交流。数字新技术在全球经济各个领域的扩展和延伸，带来了产业组织形式和国际贸易分工的变局，还有可能改变现有的国际经贸合作方式，为中企出海提供了新机遇。因此，让企业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和相关商业模式的运用，促进国内企业更加适应数字背景下的全球化新格局，十分重要。 

数字经济不仅包含一些新业态，还包括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活动，而后者不仅仅在传统产业规模巨大的中国是一项具有很大市场价值的工作，实际上在中国制造业走出国门，以及国内企业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中也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而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中企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领先地位，这就为国内企业在相关产业链上的全球再布局带来优势，有利于中企围绕优势领域打造新的商业生态，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取得主动权。 

比如我国在5G技术、标准、产业上已经具有竞争优势，在“5G+”的应用框架下，国内企业可围绕相关技术的应用将这些优势变为通讯服务优势和海外新基建优势。另外，我们目前在卫星导航领域的专利是最多的，北斗系统也完成了组网，除了向“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外，国内企业可围绕“北斗+”的商业生态设计出海路径，把我们的导航技术优势变为海外分支机构的服务优势，让北斗真正变成“世界的北斗”。 

总之，国内的高质量发展与企业高质量的出海应当是协同的，我们要善于将国内新的竞争优势转移到国际市场，不断优化企业的全球布局，提升出海企业的产品服务水平。（作者系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