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UCCA“现代主义漫步”展：一场展览，还原一段欧洲艺术史

【欧洲时报11月13日特约记者报道】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是德国最重要的现代艺术阵地之一，其藏品包括众多现代主义大师的经典之作。北京时间11月10日下午，“现代主义漫步：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媒体发布会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启。次日，展览正式启幕，将持续至次年2024年2月25日。

若想更好地徜徉在20世纪现代艺术史之中，不妨把以下三个关键词当作“引路灯”。

博古睿

媒体发布会上，德国驻华使馆公使葛若海（Stephan Grabherr）在致辞时说，在欧洲，11月11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而广为人知，而两日之前的11月9日，其实在德国更是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日子。

在20世纪，德国四次在这一天创造重要的历史节点，因此也被称为“命运之日”(Schicksalstag)：1918年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1923年11月9日，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拉开了纳粹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序幕；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轰然倒塌，东西德走向和平统一。

可以说，这个特殊日子关乎着德国的历史命运，影响了无数德国人乃至欧洲人的人生，也埋下了纷繁复杂的“命运之线”，其中一条通过一个德国人的人生，连接到了多位欧洲艺术天才，称之为塑造了一段欧洲艺术史也毫不为过。

这个人就是海因兹·博古睿（Heinz Berggruen，1914-2007）。于一战中出生于德国中产犹太之家的博古睿原本梦想成为记者，却因为纳粹掌权而被迫移民美国。他在那里接触到了艺术行业，也第一次看到了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作品。这位有德国血统的艺术家深深地唤起了他的乡愁，其颠沛流离的身世也让博古睿深感惺惺相惜。由保罗·克利，博古睿开始了他的艺术品收藏之路。

战后，他回到欧洲成为艺术经销商，并在巴黎开设画廊，与包括毕加索在内的多位艺术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2000年，德国政府为柏林新国家美术馆出资购入了165件博古睿的藏品——时至今日，这仍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桩博物馆单次购藏。自此，曾经被迫远离祖国的博古睿与他的藏品终于重回故土。

“这并不是最好的时期，但却是德国的历史。”柏林新国家美术馆馆长克劳斯·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在开幕式说。后来，该馆为纪念这位画商及其贡献，将旗下一部分展馆重新命名为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

时间轴

“时间轴”是展览策展人薇罗妮卡·鲁多费尔（Veronika Rudorfer）在介绍这一展览时最常提到的词汇。因为采用了编年结构的策展思路，观众可以在观展过程中清晰地领略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后期的现代主义艺术从具象到抽象的过渡。从年代最为久远的保罗·塞尚的作品《塞尚夫人肖像》（约1885年）开始，到毕加索晚期作品《斗牛士与裸女》（1970）结束——现代主义的流变与艺术家创作主题与技法的更迭递进都一一呈现。

展览还突出展现了现代主义艺术大师之间持续性的相互启发与碰撞。譬如，毕加索与马蒂斯都视塞尚为榜样；观众既可以看到毕加索与乔治·布拉克一同对立体主义形式语言的探索；也可以看到马蒂斯与毕加索使用相同元素相似颜色相互“较劲”的痕迹。

“艺术家开始改变，意味着他的人生发生了变故。”如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长加布里埃尔·蒙图阿（Gabriel Montua）所言，通过时间排序，我们也能直观明白艺术家们风格改变的背后原因：布拉克在一战中受伤，于是终止了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合作；战后“重归秩序”运动让许多艺术家重新开始现实主义创作，毕加索也暂时脱离抽象的艺术实验，画出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拿罐子的意大利女子》（1919）；马蒂斯晚年饱受病痛困扰，于是放下画笔，转向剪纸艺术发挥灵感……

战争

“谈到20世纪艺术，我们就必须要谈到历史。”克劳斯·比森巴赫说。尽管时间进入21世纪，战争却仍未停止。几位策展人都提到，在此背景下，这场关于20世纪艺术的展览更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要回顾历史，才能更好的了解未来。”

在展览中，战争的主题几乎贯穿始终，也是最精彩的几幅画作背后的主题：毕加索的《大幅斜倚裸像》（1942）使用了德军军装的灰绿色调，画中支离破碎的人物困在犹如监狱一般的房间中，令人想到战争开始后他没有离开，而是坚守法国；克利的《孩童游戏》（1939）乍看是一派轻松愉快的场面，但画面上女孩却被象征着阴暗命运的黑暗符号牢牢束缚，显示出当时因为纳粹掌权而被迫放弃教职、患上不治之症的克利的心境。

但是在展览的最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却是一件雕塑——阿尔伯托·贾科梅蒂的《威尼斯女子Ⅳ》（1956）。这位性情乖张的瑞士艺术家偏偏与博古睿交情甚笃。他作品的一大主题是战争之后普遍存在于人们心理上的恐惧与孤独。而在《威尼斯女子Ⅳ》中，那位瘦骨嶙峋的女性形象却带来了一种希望之感：即使历经战争磨难，即使形销骨立，即使千疮百孔，却依然昂扬屹立。

“人类存活下来了，艺术家存活下来了，艺术也存活下来了。”薇罗妮卡·鲁多费尔说，“艺术是永存的，希望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