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2K”风潮盛行，但千禧年代真的值得怀念吗？

苏菲·吉尔伯特是普利策奖入围者。结合音乐、电影、电视、时尚等多个领域的案例，她揭示了千禧年代的流行文化如何系统性地塑造了女性的自我认知。

近年来，时尚圈盛行起“Y2K”风潮。这一缩写词由英文中的“Year”和“2000”组成，意指2000年左右的潮流风格。当年轻潮人们把千禧时代的风格融入自己的穿搭，热衷于用CCD相机（卡片数码相机）拍摄具有千禧年代质感的照片时，也有人发问：那个年代真的有那么令人怀念吗？

对于出生在1980年代的英国人苏菲·吉尔伯特而言，千禧时代正值她的少女时期。如今，已经成为美国《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的她，试图更好地理解自己青春期时代的世界。

吉尔伯特在自己的新书《女孩对女孩》前言中写道，1999年，也就是她16岁那年，在欧美发生了3件与“年轻女性”定义相关的文化事件：

4月，美国《滚石》杂志封面刊登了“小甜甜”布兰妮的一张照片：她躺在粉色床单上，身穿粉色内裤和黑色胸衣，一只手抱着天线宝宝玩偶，另一只手拿着电话。

5月，曾经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盖尔·波特的巨幅全裸影像被投射在伦敦议会大厦上。这是一个男性杂志的病毒式营销噱头。

9月，梦工厂影业推出电影《美国丽人》，讲述一位中年男子反复对女儿的少女好友产生性幻想的故事。这部电影后来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5项奥斯卡奖。

如今回看这3件事，吉尔伯特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布兰妮的杂志封面将“童真”与“性感”元素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婴儿化的性感”。而盖尔·波特事件发生时，英国国会议员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是女性，似乎暗示：女人的归属地不是政府机关，而是软色情的摄影棚。《美国丽人》则将中年男性对未成年女孩的性幻想以“中年危机”的名义合理化。

但在当时，16岁的她并未察觉这一切。她从这些流行文化中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主流社会推崇的女性“力量”并非经年累月通过教育、金钱或专业经验积累起来的东西，而是一种与青春、凝视和“玩笑”有关的东西。

吉尔伯特带领读者沿着时间线一路深入，展现了流行文化中女性形象的微妙变化。从歌坛到T台，她举了很多例子，横跨多个领域。

在流行音乐方面，麦当娜、珍妮·杰克逊等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批桀骜不驯、充满力量的女性偶像，逐渐被“Y2K”时代那些更年轻、更缺乏主见的女孩形象所取代。歌曲主题也从充满愤怒、锋利、对社会不公的控诉，转向流于表面的“女孩力量”（girl power）。

在时尚领域，娜奥米·坎贝尔、辛迪·克劳馥等曾经强势且要求高薪的超级名模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看上去脆弱顺从、带有幼态的少女模特。

在电影行业，浪漫喜剧的黄金时代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波以青少年性喜剧与成年男性“兄弟情”喜剧为主的影片潮流。

在综艺方面，各种“外貌大改造”类的节目盛行，这些节目将残酷的点评伪装成“爱的鞭策”。约会类真人秀节目则不断让一群外貌相似的女性争夺一个陌生男性的好感。

她认为，这种转变反映了社会对女性角色期望的变化。流行文化向一整代女孩与年轻女性兜售这样的价值观：女人不能太强势，不能太保守，也不能显老。

吉尔伯特还分析了“非自愿独身者”（incels）、“传统妻子”（trad wives）等现象，认为这些现象反映了社会对女性权利进步的抵制。2014年，22岁的艾略特·罗杰发动了一场出于仇女动机的大规模杀戮。在他发表的长达137页的《非自愿独身者宣言》中，他将《权力的游戏》《领头狗》和各类色情影片列为对其世界观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作品。2011年，英国《心理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显示：受试年轻男性在面对两组语录时，常常无法分辨哪一组出自主流男性杂志，哪一组出自被定罪的强奸犯。

吉尔伯特认为，进入2020年代后，这些问题并未远离，反而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她尤其关注社交媒体对女性的影响——她们“能实时看到世界希望如何看待自己，并据此即时调整自我”。

在TikTok、Instagram等平台上，“温柔女性生活（soft feminine life）”成为一个热门趋势——女性轻声细语地讲述自己如何依靠男性过上一种无需工作的“甜美生活”。吉尔伯特认为，这看似是自由选择，实际上重演了以往“被供养、被爱慕”的旧脚本，只不过包装得更符合当代审美。

吉尔伯特表示，她的目标是让人们从对千禧年代的盲目理想化中清醒过来。那么，有解决办法吗？吉尔伯特在书中致敬了一些女性主义经典：娜奥米·沃尔夫的《美丽神话》、苏珊·法吕迪的《反扑》、贾·托伦蒂诺的《镜中诡计》等。

美国《纽约时报》用“尖锐而令人清醒”来评价吉尔伯特的这部作品。英国《观察家报》书评则指出，在读完本书后，对吉尔伯特缜密的论证与优雅的文笔印象深刻，但仍在期待她提出更明确、更有力的主张——比如问题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