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加剧逆全球化

美国于美东时间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政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对等关税”政策的出台是美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政治周期博弈、全球战略焦虑的多维投射。这项打着“对等”旗号的单边保护主义措施，实质上是将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推向“丛林法则”的危险实践，重创了经济全球化、严重打击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美国实施“对等关税”政策是其经济、政治与战略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该政策以关税对等为名，行贸易规则重构之实，其出台具有深刻的复合动因。

一是经济目标驱动下的贸易战略调整。美国长期深陷贸易逆差困境，2024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12941亿美元，同比扩大12.5%。此前关税体系下，美国给予最惠国的关税税率平均约为2.2%，而其前15大贸易伙伴实施的最惠国关税率大都高于美国，税率差距被美国认为是导致其制造业外流的核心诱因。美国通过关税杠杆形成“贸易逆差对冲机制”，同时试图遏制进口依赖度较高的战略性商品输入，特别是新能源、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旨在重塑国际竞争优势和推动制造业回流。

二是政治承诺兑现下的选民基础巩固。“对等关税”深刻映射了美政府“美国第一”的民粹主义路线。支持者大都将自身处境不佳归咎于全球化。因此，通过实施该政策，既兑现了“重塑公平贸易”的竞选承诺，又构建了“政府维护本土利益”的政治叙事，还向其支持者展示了维护美国利益的决心，一举多得。

三是战略博弈升级下的规则体系重构。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惠国待遇”原则积怨已深，认为该机制纵容他国“搭便车”行为。“对等关税”政策蕴含着深刻的权力政治考量，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从“单边加税”转向“系统性重构全球关税体系”，颠覆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以美国为中心重新定义贸易互惠概念与国际贸易规则。

“对等关税”的消极影响远超传统贸易摩擦范畴，引发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连锁反应。这项基于单边保护主义逻辑的政策工具，将对国际贸易秩序、主要经济体以及美国自身产生复杂而深远的系统性影响。

一是严重冲击现有多边贸易体系的制度基础。在国际经贸关系领域，关于如何通过“对等”实现权利与义务、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世界各国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终于形成了二战后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WTO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国际贸易的“黄金法则”，保障了非歧视性贸易环境。近年来，美国通过打造区域性经济集团替代多边贸易体制，阻挠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运行，动摇了战后国际贸易秩序的基石。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根据其自身认定的所谓“不公平”情况，对不同国家设置差异性关税，其背后是美国对于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消极与背弃，也给已被削弱的全球贸易体系又一次严重打击。

二是对主要贸易伙伴产生差异化影响。与其他国家实行对等的关税税率意味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受到更高关税的冲击，特别是印度、巴西、越南、阿根廷以及许多其他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与经济全球化趋势背道而驰，“对等关税”一经实施，各国将被迫采取报复性措施。关税战升级不仅会损害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还将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三是美国经济面临自身反噬风险。美国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将面临更大的价格压力。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会长弗伦奇表示，“对等关税”将对零售业供应链造成“极大破坏”，迫使消费者承受更高商品价格，侵蚀美国家庭消费能力。根据彼得森研究所测算显示，若对欧盟汽车加征25%关税，美国家庭年均购车成本将增加1800美元。同时美国企业受到关税冲击，加剧产业结构矛盾。福特、特斯拉等企业因进口零部件关税成本增加，被迫将新能源车型售价上调8%~15%，已导致2025年一季度美国电动汽车销量环比下降12%。美国农业领域也受到贸易伙伴报复性关税冲击，加拿大3月4日起对价值300亿加元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家禽、肉类、奶制品、小麦和其他食品。此外，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也将因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而上升。美联储研究显示，全面关税战将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下降0.8~1.2个百分点，通胀压力上升1.5个百分点，形成“自损式调节”的政策闭环。

面对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构建兼顾短期风险抵御与长期战略竞争的应对体系，统筹运用规则防御、产业升级、多边协同的组合拳，维护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将冲击全球贸易网络，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已超越传统经贸摩擦范畴，可能演变为规则体系重构的战略博弈。中国既需要底线思维的稳健应对，更需要前瞻布局的战略定力，坚持开放发展与自主创新双轮驱动，方能在变局中开新局，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塑造者的关键跨越，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注入稳定性和建设性力量。

(作者分别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