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全球经济的“七重羁绊”

尽管全球经济自2020年以来历经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冲突、持续货币紧缩等多重激烈冲击，且至2024年仍然保持一定弹性、避免了广泛的经济收缩，但前景依然不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2020年创出历史最高并于此后一直居于高位，尤其是2022年以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均高于历史平均水平，为过去25年来罕见情况。2024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迎来又一次上涨，反映了对这个“超级选举年”后各经济体财政、货币、贸易、投资等政策发生转变以及对冲突持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保护主义政策增加的普遍担忧。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最新预测认为，2025年和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分别达到2.8%和2.9%，增速均低于2010年至2019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前）平均3.2%的水平。预期低迷既反映了全球经济正在面临广泛而持续的结构性挑战，如投资疲软、债务高企、生产率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也预示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继续给2025年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首先，财政政策在多重冲击下面临不确定性。至2024年年底，全球公共债务预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5.1%，比2019年高出约12个百分点、比2007年高出约36个百分点，各国政府平均利息支付将占到财政收入的8.5%。尤其是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其利息支付占财政收入比重的中位数约为11%，高出发达经济体4倍，高借贷成本和债务可持续性挑战持续存在，显著增加了已经陷入债务困境特别是面临高债务困境风险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脆弱性，从而高度限制其投资于生产和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主要经济体持续债务积累推动下，未来几年全球平均债务比率还将进一步上升。总体而言，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在2025年都将面临更加重大的财政挑战，包括高额公共债务、利率上升、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应对人口变化、解决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减轻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投资于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许多经济体在制定国家预算和确定财政优先事项上都面临艰难权衡，重建财政缓冲压力空前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被迫实施财政紧缩措施。

其二，货币政策宽松周期持续时间和深度面临不确定性。2024年，全球大多数央行货币中层由紧缩转向宽松，这一转变趋势在发达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中最为明显，6月份欧洲央行启动货币宽松，7月英国央行、9月美联储跟进，中国也持续加大货币宽松措施频率。至2024年年底，全球108家央行中有67家处于货币宽松阶段（在2023年年底仅为31家），且还有20余家可能随之启动货币宽松。但由于2025年通胀上行风险加大，包括持续的地缘政治冲突可能推高能源和粮食价格而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潜在的供应冲击、主要生产国实施更为严格的出口限制、影响作物产量的气候相关冲击等，以及主要发达经济体住房和其他服务业价格粘性、强劲劳动力市场状况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放缓等因素推动下，主要央行可能会放慢降息步伐甚至重新实施量化紧缩措施，政策利率依然趋向高于疫情大流行前水平。

其三，国际贸易局势面临不确定性。尽管2024年全球贸易出现反弹，但其部分增长应归因于2023年的低基数效应、主要商品价格高企的持续影响以及由于担忧贸易制裁的订单前置。根据全球贸易警报数据，每年新增有害政策干预措施数量从2017年600项增加到2022年至2024年每年超过3000项。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贸易壁垒、服务贸易潜在疲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计2025年全球贸易将增长3.2%，低于2024年3.4%。2025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大概率会将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推向新烈度，进一步加剧贸易碎片化和广泛脱钩，更高关税和更多贸易限制将扰乱价值链、破坏制造业活动、阻碍跨境投资、影响进口价格并重新引发通胀压力。

其四，全球投资前景面临不确定性。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计经过两年低迷后，2024年以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衡量的全球投资将增长3.4%，但地区差异明显。中国、美国、印度等经济体保持了强劲的投资增长，而欧洲和日本投资活动减弱，非洲国家因偿债负担沉重而面临十分拮据的公共投资，西亚国家也因石油收入低迷面临投资增长放缓的情况。至2025年，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的不确定性、全球增长疲软以及消费者信心低迷将继续影响投资决策。此外，许多发达国家正在实施更广泛的政策来促进国内投资，以减少依赖中间产品进口并重新配置供应链，从而使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挑战更加严峻。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意外政策转变也将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流动产生更明显的影响。

其五，国际金融环境面临不确定性。国际清算银行全球流动性指标显示，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进行国际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的跨境融资活动在经历2022年的停滞期后，于2024年恢复增长。但2025年跨境融资将面临两大下行风险：一是日元升息的潜在系统性风险，目前包括货币和利率掉期在内的大量金融衍生品都是围绕日元低利率的长期假设构建的；二是对财政赤字增加的担忧日益加剧，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将导致投资者回避长期金融资产。这两大因素将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限制，特别是寻求从国际资本市场借款的国家。

此外，支持气候转型的关键矿产供给面临不确定性。2024年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电池存储等清洁能源技术得以快速广泛采用，带动了铜、钴、锂、镍、稀土等关键矿产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世界各国加速实施能源转型战略，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将继续大幅增长。然而关键矿产供应链高度集中，储量、加工和下游生产均集中在少数国家，使全球市场更多面临自然灾害、贸易争端、投资制约和监管政策变化的潜在干扰，从而极易造成价格波动和持续短缺。

再有，粮食安全状况面临不确定性。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2023年世界总人口中度或严重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达到28.9%，仍高于2019年25%的水平，最不发达国家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数据，2024年约50%的发展中经济体粮食通胀率超过5%，面临粮食通胀率高于20%的国家比例从2018年的6%上升至2024年的17%。由于2025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有望再次出现供给冲击，加之热浪、干旱和洪水等气候冲击对农作物产量构成威胁，可能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并加剧发展中经济体粮食不安全压力。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