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幻觉与真相

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于1895年立下遗嘱将自己的财产用于成立诺贝尔奖基金，并设立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平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五个奖项，以表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自1901年首届诺贝尔奖颁发以来的百多年来，诺贝尔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受尊崇的奖项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然而，需要澄清的是，被冠以“诺贝尔奖”头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是长期鱼目混珠的存在。 

首先，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并不是诺贝尔奖。显而易见，经济学奖并不在诺贝尔设立的原始奖项之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由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即300周年庆典上以纪念诺贝尔的名义向诺贝尔基金会捐献奖金，并推出了这个被简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项，该奖项于1969年首次颁出，从而成为唯一与诺贝尔基金会有关的“非诺贝尔奖”奖项。但诺贝尔家族后人对此一直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媒体上坚称“所谓的经济学奖贬低了真正诺贝尔奖的格调”“经济学奖实际上只是经济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名声而采取的公关策略”“诺贝尔鄙视那些更关心利润而不是社会福祉的人”，并主张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被废除或更名，诺贝尔奖网站上也明确提及“经济学奖不是诺贝尔奖”。 

其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存在根深蒂固的学术偏见。瑞典中央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本质是为在20世纪60年代推行自由市场改革和脱离国家监管而提高公信力的手段，即试图树立“新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在经济学界的正统地位。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成员大都隶属于朝圣山学社——由“新自由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起成立的新自由主义学术团体，且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莫里斯·阿莱斯、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尔和弗农·史密斯在内的八位朝圣山学社成员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存续的半个多世纪中，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派的经济学家获得该奖项，甚至除“新自由主义”之外的其他西方经济学流派也少有机会——最当之无愧被经济学界认为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剑桥学派（后凯恩斯主义的分支学派）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也从未获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其他学派的排斥行为表明了其根深蒂固的学术偏见，从而假借诺贝尔奖的威名使经济学除“新自由主义”的其他学派被严重边缘化。 

再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高度集中在少数北方国家特权阶层。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大多集中在美国少数几所大学。1969年至2024年间，9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近半隶属于美国的四所大学，即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其仅占美国所有大学数量的0.07%以及世界所有大学数量的0.008%。此外，《经济学人》相关研究表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集聚的美国常春藤盟校中，大多数经济学博士都来自经济和社会特权阶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还通常通过紧密的师生关系网络或其他裙带关系联系在一起，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允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名随后几年的候选人，从而大大增加获得该奖项的机会。由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稳定集中在一个国家的少数几所大学的特定群体，从而极大巩固了北方国家少数学术中心对经济学知识生产及评判的垄断和殖民地位，并草率地排除了全球南方产生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进而使全球南方经济学的非殖民化进程变得异常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完成。 

最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北方国家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在诺贝尔奖的光环下，全球普通民众、媒体、学者乃至政策制定者往往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言论的过度影响，潜移默化地被动接受“新自由主义”固有的偏爱自由市场和厌恶国家干预的思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诺贝尔经济学奖使“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学代言人，并日益成为北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政策空间施加结构性限制的机制。然而，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观点支撑下的政策措施往往对全球南方普通民众生活和生计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包括废除劳动法、推动公共部门私有化、减少公司税、增加间接税、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放松对金融机构监管等。这些政策措施不成比例地使资源、财富和收入向大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跨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汇集，而成本则转嫁给南方政府和普通民众。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如尤金·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迈伦·斯科尔斯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莫里斯·阿莱的多市场经济模型等，支持催动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经济灾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对于全球南方的经济学者而言，需要首先对北方意识形态包装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学评价体系祛魅，从而构建基于全球南方视角的价值体系和叙事逻辑，完善支持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进而在北方基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构建的不平等南北经济权力关系中谋求系统性变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