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经济“相亲相杀”，路在何方？

中欧经济是全球经济版图上的重要一环：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不过近年来，双方互利关系持续受到考验。欧盟也对华采取既包括合作性手段，又包括竞争性手段的“对冲战略”立场。2023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多次强调，欧盟需要对华“去风险”，但非“脱钩”。这反映了欧盟向“战略自主”的立场转变，以及不愿与中国割裂的现实考量。接下来，让我们盘点刚刚过去的2024年间的中欧经济纷争。

1. 欧盟对华“去风险”政策与产业链调整

虽然欧洲在政治、军事上与美国关系紧密，但经济、技术领域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亦有高度依存。欧盟1月17日发布的《理解欧中经济关系》报告将对中国的依赖分为贸易、投资和技术三个层面，贸易主要关注对华赤字，特别是进口占比高的商品类别（稀土、光伏等）；投资则关注“存量”，认为中企对欧盟已形成的控股关键设施（港口、电力公司等）形成“风险”；在技术上，欧盟承认与中国在数字、智能、私营部门创新上存在差距，并认为这会加深供应链风险和经贸问题政治化等。

欧盟提出的“去风险”政策主要着力点在不与中国全面脱钩的前提下，通过产业链多元化、投资审查、供应链本地化及与其他国家合作等方式，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2023年11月底发表、由前法国驻华大使白林（Sylvie Bermann）和雅克·德洛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弗瑞·法比瑞（Elvire Fabry）指导的《欧盟和中国的去风险与合作：2035年预期》为例，该报告探讨了中欧关系未来的几种可能情景，以及欧盟如何应对不确定的环境。

它为欧盟开出的药方包括：

-供应来源多元化：寻找关键产品和原材料的替代供应商，包括与其他国家发展业务伙伴关系，如印度、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

-搬迁和友岸外包：通过税收优惠、补贴来支持将某些生产链迁移到欧洲或“可靠的合作伙伴国家”。

-加强本地生产：投资战略产品的本地生产能力，特别是在技术、制药和关键原材料领域。

-自由贸易协定：与不同的贸易伙伴谈判并批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以促进进入替代市场。

-制定欧洲规范和标准：推动欧洲技术和工业领域的规范和标准，以增强欧洲企业的竞争力。

-监控和风险评估：增强供应链监控和风险评估机制。

加强本土制造力

在实际行动中，于2023年9月正式生效的欧盟《芯片法案》聚焦关键行业与资源供应链，希望借此提升本土制造能力。根据欧委会计划，欧盟在2022年至2030年间陆续投入430亿欧元，目标是将欧盟在全球芯片市场的份额从9％提升至20%。

不过，9月16日，英特尔宣布推迟其欧洲芯片制造厂的计划，这家美国巨头曾在2022年提出了十年内投资800亿欧元的计划，这对欧盟《芯片法案》来说可谓是个坏消息。

加强技术管控和出口审查

在关键基础设施、高科技产业和战略资源领域，欧盟在对华芯片技术出口上加强审查，限制欧洲企业向中国转移尖端制造技术。例如，荷兰政府于2024年9月宣布扩大对光刻机的出口管制范围，将阿斯麦(ASML)的关键DUV机型纳入许可证审批，此前EUV光刻机已被完全禁售。

作为全球最大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在华业务虽体量庞大，但其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欧盟虽有意加强自研和供应链多元化，但短期内难以完全摆脱对美国核心技术和政策的依赖。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一方面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外资和技术转让审查，另一方面，欧委会考虑要求中国投资者进行技术转让，以提升欧洲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力。例如，法国《世界报》在11月19日报道了中国光伏企业DAS Solar在法国蒙贝利亚尔地区投资建设太阳能电池板工厂的项目，并指出欧洲希望通过引入中国企业的技术，缩小在可再生能源等技术领域的差距。

供应来源多元化

在稀土、关键矿产及原材料供应方面，由于相关关键材料对电动车电池、风电、光伏等绿色产业至关重要，欧盟在非洲、澳大利亚和南美洲等地区投资开采、开发替代供应渠道。例如，5月28日，欧盟与澳大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MoU）建立双边伙伴关系，就战略矿产进行合作。在关键原材料供应链方面，欧盟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网络，合作国家达74个。

加强投资审查与企业风险评估

欧盟在2023年10月发布文件，进一步强调对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投资的安全审查，若投资来自或流向具有“潜在安全风险”的国家（包括中国），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程序。

2024年1月24日，作为此前发布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细化，欧委会发布“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进一步收紧外国直接投资，审查范围扩大至新兴技术领域和绿地投资模式。

不过，欧委会为该机制设想了公众咨询和证据收集路线图，预计该机制最快从2027年底实施。欧委会还呼吁欧洲企业在对华投资和供应链布局时进行风险评估，尤其是在高科技、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

加强在欧企业监管

欧盟对多家在欧洲销售的中国企业加强市场监管：例如，《世界报》报道，2024年11月1日，欧盟委员会以涉嫌违反《数字服务法》（DSA）为由，对中国电商平台Temu展开调查。调查重点包括产品安全措施、违规商品的管理、推荐算法的透明度及用户数据追踪等。如违规行为属实，Temu可能面临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类似的，2024年4月，欧盟委员会将Shein列为“超大型在线平台”（VLOP），要求其遵守DSA的严格规定。Shein必须允许监管机构访问其算法，以监控法规遵守情况。欧盟计划取消对价值低于150欧元商品的免税政策，旨在对跨境电商平台的低价商品征收关税。而法国前内政部长卡斯塔纳(Christophe Castaner)12月20日确认担任Shein社会和环境责任委员会成员的消息也备受法媒关注。

“去风险”面临哪些障碍？

不过，在“去风险”具体实施过程中，欧盟也面临内部分歧：合规要求增加企业成本，引发担忧。部分产业界代表呼吁决策者在对华政策上“务实理性”，部分行业协会质疑，“去风险”若演变为变相的“脱钩，将不利于欧洲整体经济复苏。

重新布局供应链也意味着调整生产成本、原材料成本，以及复杂的物流和管理成本。要快速在欧洲内部恢复关键制造能力也非易事，需要相当的技术、资本投入以及政策激励。

此外，各成员国对“去风险”的态度不一，特别是中东欧国家。高通胀和债务水平也限制了欧盟战略实施的资金支持。

2. 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

2024年10月29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进口电动汽车施加额外的反补贴关税，大部分车企的反补贴税率范围定为17%至35.3%。虽然欧盟成员国内部就关税措施存在分歧（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等10个国家支持关税政策；德国及匈牙利、斯洛伐克等4国强烈反对，担忧此举影响德国汽车巨头在中国的利益；包括西班牙和瑞典等12国选择弃权），不过法国《世界报》认为，此决定向中国发出了强硬信号，表明欧盟在贸易问题上能够克服内部分歧，优先捍卫整体利益。

作为回应，10月30日，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指控欧盟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并对从欧盟进口猪肉、乳制品及烈酒（如法国干邑）启动反倾销调查。

目前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积极加快海外设厂和投资，与跨国公司展开合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种转变代表了中国电动汽车行业从传统贸易向一体化海外投资模式的转变趋势。

与此同时，欧洲试图通过制造电池工厂、自主新能源车研发计划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后者在相关技术和成本优势上依然明显。例如，虽然法国媒体普遍聚焦于中国新能源车在发展中所受的政策支持，但也同时指出，征税虽提供了缓冲期，但未解决技术与供应链短板。多家媒体发表了对电动车竞争现状的反思，认为保护主义政策（如关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竞争挑战，呼吁欧洲通过技术创新、政策支持以及市场模式转变，为本土车企争取机会。对华采取过于强硬的经济保护措施影响更广泛的中欧贸易关系，从而损及法国出口商和经济利益。

例如，《世界报》连发两文讨论了欧盟对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制裁举措，均明确表达对欧盟保护主义的质疑。首先，专家让-巴蒂斯特·弗雷索通过数据反驳了“中国电动车产能过剩”的观点，并指出保护主义可能导致欧洲车企在技术上进一步落后，损害自由贸易利益。随后，该报评论员斯蒂芬·劳尔认为问题根源在于欧洲电动车产业和技术落后，强调欧洲应正视差距、快速追赶，而非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的“不公平竞争”。

同样，法国《解放报》称，中国新能源车的竞争力并非完全依赖补贴，而是建立在产业链深度整合、工业技术效率提升及庞大内需基础之上。《世界报》认为，欧盟应效仿中国崛起的策略（如吸引外资、技术转让和本土化生产），并要求中国车企在欧洲生产的车辆使用一定比例的本土组件和电池；它建议将中资建厂审核标准提升至高附加值领域，而非单纯的组装工厂。

《法国24台》、《新观察家》详细介绍了中国车企通过引入实惠车型、加强欧洲本地合作伙伴而提高大众市场份额的做法，认为欧洲车企过于依赖高端市场，未能有效进入中低端电动车领域，这让中国品牌空出了市场机会。

一些报道也批评欧盟整体政策缺乏协调性，导致新能源车领域的整合进度缓慢，未能形成类似中国“国家战略工业”效应。例如，《经济学人》指出了欧洲在工业政策上的离散与缓慢，并建议欧洲采取更加系统化的工业战略，在研发、基础设施和供应链本地化方面加大投入。

除了竞争力，法国《世界报》在11月5日社论中分析了法国政府近期应对电动车转型中的政策变化，并对此表示担忧：事实上，法国汽车业促使政府请求欧盟委员会放宽旨在降低车辆二氧化碳排放的严格规定。法国经济部长于11月4日宣布，将向欧盟申请推迟新减排标准（2025年的CAFE法规）的执行和惩罚措施。虽然法国政府重申不会改变2035年禁售内燃机车的长期目标，但其推动的CAFE法规缓冲期要求与国家低碳战略有所背离，这可能削弱法国在脱碳进程中的政策执行力。

《世界报》还担心这一举动在欧盟层面“打开潘多拉盒子”，引发欧盟范围内支持更宽松法规的势力抬头，威胁到《绿色协议》的执行，甚至暂停严格的脱碳目标。

3. 绿色经济：合作与竞争并存

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在9月9日提交给欧洲央行的报告中，表达了对欧洲工业竞争力的担忧。脱碳一向被视作实现欧洲工业长期复苏的最佳杠杆。为了面对中美竞争，今年5月通过的欧洲净零工业法案计划在本土生产至少40%的工业脱碳所需技术。

同样，绿色转型方面，欧洲媒体也表达了对其竞争力的关注：例如，《世界报》介绍，中国已经掌握了“绿色”技术和能源转型关键材料价值链的60%。光伏板、电池、风力发电机席卷全球市场。另一方面，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已经吸引了超过2400亿美元投资，并在美国本土创造了近20万个新就业岗位。

中欧在绿色经济转型领域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在能源、环保、碳中和技术上，双方都希望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又需要相互协作，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交流、推动全球碳市场建设等。例如，欧盟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于2026年全面实施，涵盖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和氢能等行业，这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据路透社消息，CBAM的实施将直接影响中国对欧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钢铁行业为例，研究显示，若减排措施不足，到2030年，中国钢铁行业可能面临高达59亿元人民币的CBAM征费。为应对CBAM带来的挑战，中国正加速推进工业部门的低碳转型。2024年上半年，中国未批准新的以煤炭为基础的钢铁项目，转而关注使用废钢的电弧炉（EAF）等清洁生产方式。此举有望在2026年前减少约2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欧盟钢铁行业的全年排放量。

不过另一方面，中欧也持续通过高层对话和合作机制深化合作：2024年5月发布的《中欧环境与气候合作：进展与展望》指出，中欧在经贸高层对话中引入环境产品、绿色贸易等议题，推动地方政府、智库、企业等搭建多层次交流平台。此外，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合作的“中欧+”模式探索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形式。

例如，中欧绿色合作涵盖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防治、海洋环保及化学品管理等领域，已经实施200多个合作项目，包括意大利支持的“环境国际公约大楼”、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绿色港口项目；中欧环保企业（如威立雅、苏伊士）在水处理、固废管理等领域提供技术支持；匈牙利通过发行绿色熊猫债助力本国风光发电与绿色项目发展等。

寻找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

正如2024年3月欧洲议会发布的《中欧关系：去风险或脱钩——欧盟对华战略的未来》报告所说，过去十年，中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欧盟必须在与中国的合作与竞争之间找到平衡。新的“去风险”方法还在设计中，但必须平衡“做得不够”和“做得太多”的风险，避免滑向保护主义。

一方面，欧盟和中国在某些领域开展合作是可能和必要的，特别是在卫生、环境和农业领域。另一方面，报告认为欧盟必须加强与东盟的伙伴关系，并且通过支持多极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一动态中发挥更大作用。

此外，报告认为虽然欧盟在各领域取得了进展，但这些行动尚未被纳入连贯的总体愿景。换言之，欧盟缺乏全面的地缘政治视野和连贯的对华长期战略，而这一点限制了其应对当前挑战、塑造全球战略环境的有效性。

总体来说，欧盟经济安全战略是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形成的，它也将导致中美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中欧双方在气候治理、可持续发展和非传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欧盟需要加强对华合作，以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欧经贸往来极其密切，而且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随着欧盟从依赖美国保障向寻求更大自主权转变，这有助于为中国应对美国长期遏制提供更大的外交和经济筹码。因此，中欧关系将更加多元，既包含机遇，也涉及竞争和战略自主的挑战。如何从“相杀”更多地迈向“相亲”，这考验着双方的智慧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