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以建交：中东局势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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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并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中东地区长期变化趋势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有三个比较突出的变化趋势，一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持续弱化，二是逊尼派国家和什叶派国家的对抗持续上升，三是围绕反对和支持穆兄会的斗争日益明显，这三个关系趋势都导向以色列地缘政治环境的实质改善。越来越多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将是大概率事件，传统意义上的阿以冲突将逐渐成为历史。

2020年8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默罕默德·本·扎耶德通过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的形式，宣布以色列和阿联酋全面实现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因此成为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的第三个阿拉伯国家（前两个国家分别是埃及和约旦）。这一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有舆论指出，阿以建交是影响中东局势的一颗“重磅炸弹”，必将开创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和平的新纪元。还有观点认为，阿以建交将深刻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阿以建交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事件，而是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长期变化趋势的体现。

中东国家间关系变化趋势之一：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持续弱化

自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建国和阿拉伯国家开始全面干预以色列以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一直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之一。但是，随着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失利，尤其在1979年3月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并结束战争状态以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开始蜕变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矛盾。阿拉伯国家从冲突的第一线撤出，改由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代表的巴勒斯坦势力直接与以色列对抗，其他阿拉伯国家向巴勒斯坦提供道义支持和经济、军事等援助。这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变化。事实证明，这一变化具有趋势性，双方的冲突整体上趋于弱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认可度逐渐增加。约旦、阿联酋先后跟以色列媾和，都是这一长期变化趋势的具体表现。

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后，这一变化趋势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起源于埃及并遍及中东各地的伊斯兰宗教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无意中成为这一变化的催化剂。穆兄会顺应形势发展，放弃对垄断世袭权力的支持，接受“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等现代西方理念，在埃及组建了“自由与正义党”，角逐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埃及总统大选，其党主席穆尔西赢得大选并于2012年6月上台执政。但是，穆兄会的政治转向令中东王权国家感受到了巨大威胁，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的王室担心穆兄会向他们的国家输出宪政革命，鼓动穆兄会在本国的支持者推翻其王权统治，于是积极谋求推翻埃及的穆兄会政权。与此同时，以色列也担心，具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穆兄会利用在埃及执政的优势，支持其在巴勒斯坦的分支哈马斯，加强与以色列的对抗。所以，以色列也不希望穆兄会继续在埃及掌权。沙特、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基于共同的利益秘密联手，扶持埃及国防部长塞西推翻了穆尔西政府，并把穆兄会打成“恐怖组织”，穆兄会的一些骨干成员逃到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避难。这一事件成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第二次重大变化，即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不仅对抗性减弱、相互认可度提高，还进行了基于共同利益的重要合作，尽管这些合作是高度保密的。事实证明，这种合作也具有趋势性，双方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深度不断增加。其实，在阿联酋宣布与以色列实现全面和平之前，这种秘密合作已进行多年。

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尽管当年很多阿拉伯国家公开批评埃及和约旦跟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尽管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合作只能在暗中进行，尽管现在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仍然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公开反对，但是，这都不妨碍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逐渐放弃与以色列对抗、开始接受以色列、悄悄加大与以色列的合作力度，并逐步疏远巴勒斯坦的抵抗势力（包括哈马斯、巴解组织及其他巴勒斯坦圣战组织等）。其中，埃及、约旦、沙特、阿联酋、巴林、阿曼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是跟以色列走得较近的国家。所以，无论是今天的阿联酋，还是未来的沙特、巴林或者阿曼，谁跟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我们都不应感到意外。

中东国家间关系变化趋势之二：逊尼派国家和什叶派国家的对抗持续上升

在中东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对重大矛盾，即逊尼派国家和什叶派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矛盾不断发酵，双方的对抗性持续上升。

1979年3月，埃及在高举阿拉伯大旗跟以色列进行多次大规模战争以后，终于决定停战，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在埃及总统萨达特决定跟以色列媾和的前一个月，即1979年2月，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随后，伊朗开始向周围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输出什叶派伊斯兰革命，即希望通过什叶派的武装斗争，实现什叶派在逊尼派掌权的国家执政。伊朗的这一做法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在世界各地进行的瓦哈比主义输出迎头相撞，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第一个重大冲突发生在伊朗与伊拉克之间，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属于少数逊尼派人口统治多数什叶派人口的情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拉克的什叶派聚居区组建反政府武装，引起了萨达姆政权的激烈反应，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由此爆发。大约从这一刻起，包括埃及在内的几乎所有逊尼派国家都开始感觉到，他们与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国家的对抗更趋严重，有必要尽快从与以色列的对抗中抽身，认真对付来自伊朗的威胁。

但是，伊朗的革命输出行动没有因此退缩，他们专门成立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外行动办公室，负责统一筹建、协调和组织国外什叶派武装势力。后来，这一办公室升格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外分支“圣城旅”，并在苏莱曼尼将军的领导下发展成为庞大的海外军事政治组织网络，直接接受伊朗最高宗教领袖的领导。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推翻后，伊朗在伊拉克的革命输出获得了巨大发展机会，他们建立了以“人民动员力量”（PMF）为政治平台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网络，成为伊拉克境内亲近伊朗的强大军事政治力量，并在伊拉克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伊朗在黎巴嫩的经营收获也很大，他们最先扶持了什叶派组织阿迈勒运动（Harakah Al-Amal)。随后，在霍梅尼的直接关心下，这一运动组织的部分骨干成员重组为凝聚力更强的政治军事组织真主党（Hezbollah）。现在，真主党已成为黎巴嫩议会影响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对黎巴嫩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巴勒斯坦，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近年来，哈马斯对以色列战斗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伊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也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成功推翻了沙特等国支持的哈迪政权，占领了也门首都萨那，并有能力对沙特本土进行袭扰。在埃及、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等国，伊朗也做过不少努力，但在这些国家的高度警惕和严厉打击下，伊朗扶持的什叶派势力没有形成气候，伊朗派去的骨干成员也多被逮捕甚至处决。

总之，自从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以来，逊尼派国家和什叶派国家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中东地区的重要矛盾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国家的对外决策。以沙特和阿联酋为首的逊尼派国家（卡塔尔和土耳其除外），组织起一个联合对抗和遏制伊朗“扩张主义”的统一阵线，并先后发起在叙利亚对付巴沙尔政权（后来有所转向）、在也门对付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效果均不理想。为了增强对抗伊朗的力量，沙特等国不断利用美国和以色列跟伊朗的矛盾，借用他们的力量打击伊朗，成效显著。阿联酋和以色列建交将会进一步壮大以沙特和阿联酋为首的反伊朗战线的力量，掌握对伊朗斗争的主动权。

中东国家间关系变化趋势之三：围绕支持和反对穆兄会的斗争日趋激烈

如前文所述，自从埃及穆兄会放弃支持垄断世袭权力、接受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并赢得埃及大选以来，沙特、阿联酋等王权国家就感受到了来自穆兄会的威胁，他们暗中联合起来，支持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民选政府，并将穆兄会打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企图彻底铲除这一潜在威胁。从此以后，埃及、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还有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和利比亚的哈夫塔尔武装，成了反对穆兄会势力的联盟；而土耳其、卡塔尔、伊朗以及利比亚的民族团结政府等，则成为穆兄会的支持者。两派势力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成为中东地区又一条矛盾主线。

在这一矛盾驱动下，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导演了对叙利亚政策的大逆转。在叙利亚内战之初，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大都采取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以逊尼派为主）、打击巴沙尔什叶派政权的政策，并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制定了介入叙利亚内战的行动计划。到2014年，这些计划初见成效，巴沙尔政权逐渐难以为继。但是，局势随后发生巨变。2015年初，默罕默德·本·萨勒曼出任沙特国防大臣兼王宫办公厅主任，与阿联酋和埃及等国形成了优先打击穆兄会以确保本国政权安全的共识。随后，沙特、阿联酋、埃及、巴林等国果断撤销了对叙利亚境内反政府武装的支持，转而帮助他们曾经激烈反对的巴沙尔政权，以集中精力清除叙利亚境内的穆兄会势力，这为命悬一线的巴沙尔政权赢得了生机。

同样在打击穆兄会势力的考虑下，沙特、阿联酋、巴林等海湾王权国家，连同他们的反穆兄会同盟埃及塞西政府，于2017年6月导演了轰轰烈烈的“断交事件”：他们集体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实际上是支持穆兄会），破坏地区安全局势，并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造成中东地区近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沙特、阿联酋、埃及、巴林四国随后对卡塔尔进行海陆空全面封锁，甚至一度计划军事入侵卡塔尔，以逼迫卡塔尔放弃对穆兄会的庇护和支持。卡塔尔在第一时间邀请土耳其军队入境，并争取到美国的支持，阻止了沙特等国的军事入侵计划。这一断交和封锁事件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卡塔尔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政治现代化的追求，没有放弃对拥抱现代政治的穆兄会的保护和支持，沙特、阿联酋、埃及和巴林四国对卡塔尔的愤怒和封锁也一直没有得到彻底化解和解除。

在利比亚，一方面，埃及、阿联酋、沙特等国坚决支持反对穆兄会的哈夫塔尔“国民军”，阻止亲穆兄会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控制利比亚。埃及塞西政府甚至为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划出“红线”：一旦其军队越过苏尔特—朱夫拉一线，埃及就会进行军事干预。埃及的用意很明确，利比亚和埃及之间必须划出一块尽量大的“安全区域”，以隔离穆兄会势力。当然，最好能彻底消灭利比亚的穆兄会势力，以免有朝一日他们重新崛起后对自己算总账。阿联酋和沙特坚决支持埃及的立场，并向哈夫塔尔“国民军”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土耳其和卡塔尔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坚决打击哈夫塔尔“国民军”，他们从首都的黎波里开始绝地反击，一路打到利比亚中部海滨城市苏尔特的西部郊区，并在由北至南的苏尔特—朱夫拉一线与哈夫塔尔“国民军”形成对峙，互不相让。

总之，自2012年以来，埃及、阿联酋、沙特、巴林等国已跟穆兄会水火不容，他们与支持穆兄会的土耳其、卡塔尔、伊朗等国的矛盾也会继续发展下去。这一趋势成为营造中东政治格局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一视角来看，阿以建交也有合作打击穆兄会的政治考虑。

以色列与多数逊尼派国家存在多重共同战略利益，三大变化趋势均导向以色列地缘政治环境的实质性改善

第一个关系趋势，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持续弱化。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主要是逊尼派国家）不愿继续跟以色列进行无谓的对抗和冲突，他们逐渐从拒绝以色列、消灭以色列转向接受以色列、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甚至互相合作。在这些国家看来，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已不是“我们的”事业，而是“他们的”即巴勒斯坦人的事业。这一事业不再与这些国家休戚相关，反而成为他们的负担和累赘。所以，这些国家对巴勒斯坦的支持逐渐从行动上转到口头上，有时候连口头上的支持也比较吝啬，对巴勒斯坦的援助也越来越少，并且往往口惠而实不至。这样，长期处于以色列占领和控制之下的巴勒斯坦越来越势单力薄，距离其建国目标也越来越遥远。与此相对，以色列周边来自这些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威胁基本消除，地缘安全环境大幅改善。

第二个关系趋势，逊尼派国家和什叶派国家的对抗持续上升。主要体现为沙特、阿联酋等国与伊朗的矛盾和冲突加剧，而这一矛盾恰好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同频，也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同频。以色列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长期坚持反犹主义立场而将其视为自己的死敌，多年来坚持利用一切机会削弱伊朗。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以色列频繁越境进入叙利亚，轰炸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损失较大，也对以色列进行过反击，但总体上看，伊朗反击的规模不大、效果不佳。据媒体报道，以色列还多次潜入伊朗境内进行破坏活动，毁坏伊朗的重要核设施。两国之间的网络战也持续进行，以色列的农业灌溉系统、伊朗的货运码头都因此被破坏过。美国政府也因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反美立场而长期与其关系紧张，美国因为伊朗的核计划而对其进行长期制裁。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与伊朗签署了核协议，希望通过放松制裁换取伊朗主动放弃核计划。但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单方面撕毁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和顶格制裁，美伊关系迅速恶化。基于对付伊朗的共同战略利益，美国引导沙特和阿联酋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联合组成反对伊朗的统一阵线，俗称中东版的“小北约”。尽管这一统一阵线一直没能完全建成（埃及甚至公开宣布撤出），但相关国家在幕后的协调合作早已秘密进行。这无疑扩大了以色列的合作阵营，改善了以色列的地缘安全环境，同时也增加了沙特、阿联酋等国对抗伊朗的底气。

第三个关系趋势，中东国家围绕支持和反对穆兄会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具体体现为埃及、阿联酋、沙特等国及其代理人与土耳其、卡塔尔、伊朗等国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色列一直对穆兄会保持高度警惕，对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哈马斯保持高压态势，并严密防范穆兄会对哈马斯的援助和支持。多个消息源显示，以色列摩萨德在埃及军方推翻穆兄会政权方面出力不少。尽管以色列政府一度公开否认参与这一政变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埃及军方推翻穆兄会政权上台执政后，以色列极力劝说美国不要制裁埃及军政权，强调埃及处在“过渡期”，秩序比民主更加重要。至少部分出于这一原因（另一原因可能是美国也对穆兄会不信任），美国政府面对埃及军方政变，仅仅象征性地撤销了美埃联合军事演习计划，口头谴责了埃及军事当局的武力清场行为，并没有停止每年对埃及军方13亿美元的援助。由此可见，在打压穆兄会方面，以色列与阿联酋、沙特以及军方执政的埃及等逊尼派阿拉伯势力具有共同利益，并暗中进行战略合作。这有利于改善以色列与多数逊尼派国家的关系，大大减轻以色列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

中东地区未来的矛盾冲突将向多中心化发展

如果说以前的中东问题以巴以冲突为核心，那么，未来的中东问题将不再局限于巴以冲突，而是扩散为多中心化，或曰去中心化。这一局势不是从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才开始的，而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和埃及与以色列媾和之时就已露出端倪。

第一个重要冲突点，是以沙特和阿联酋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联合以色列，与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势力，如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进行全面较量。第二个重要冲突点，是以埃及、阿联酋、沙特、以色列等为代表的反穆兄会国家，与以土耳其、卡塔尔、伊朗等国为代表的挺穆兄会国家，在利比亚、巴勒斯坦等地进行较量。利比亚内战国际化的趋势与这一较量息息相关，值得关注。第三个重要冲突点，是巴基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但中东国家尤其是多数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对其兴趣和关注度会持续降低，巴勒斯坦的能量会继续削弱，以色列将在与巴勒斯坦的对抗中继续占有压倒性优势，巴勒斯坦建国的前景很不乐观。

总之，由于许多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已经逐渐接受了以色列，并与其展开实质性合作，各国在应对“伊朗威胁”和反对穆兄会等方面具有大量共同利益，所以，彼此合作是大势所趋。加之美国从中撮合，越来越多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将是大概率事件，传统意义上的阿以冲突将逐渐成为历史。与此相适应，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生存压力大大缓解，安全环境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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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人民论坛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外安保信息技术（北京安库）经贸摩擦预警中心、中国国际商会ICC-iCover全球安全研究信息数据库、安库风险信息公司

作者 | 高尚涛 外交学院教授、中东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