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20年版贸易白皮书：全方位分析疫情对经济以及全球化的影响

2020年7月7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2020年版贸易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分析了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带来的“冲击”，并就疫情下的全球贸易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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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受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影响，全球正在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判断与多个国际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的判断趋同。白皮书认为，疫情使“面对面”沟通受到限制，为了抑制疫情的传播，全球大多数国家采取了跨境旅游限制以及“居家隔离”等外出限制措施，“人”以及“物”的交流均被严格管控。因此，疫情不仅仅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存在方式”。

由于生产活动和物流停滞，给物资供应造成了短缺。而高度的国际分工令跨境供应链也出现中断。例如，受疫情影响，中国春节前后的“停工停产”令日本自中国部分零部件产品进口大幅下滑，导致日本工厂也不得不“停工停产”，供应链一度中断，甚至出现世界范围内供应链中断的状况。此外，疫情抑制供给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娱乐场所和餐厅因“不必要”和“不急需”而被迫停业。

跨境旅游限制以及“居家隔离”等外出限制措施，导致旅游、住宿、航空等领域需求骤减。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急剧下降，全球汽车需求几乎“蒸发”，出口、生产大幅下滑。但另一方面，在线消费和居家消费等新消费需求大幅增加。

白皮书认为，此次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是“供”与“需”两方面的冲击，这与日本大地震时带来的单向“供给”方面的冲击，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需求”的冲击不同。此次是“全方位”的冲击。

此外，在收入和就业方面，疫情给服务业等需要“面对面”接触的行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美国的失业率创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新高，甚至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且，由于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失业率的持续上升，民众收入不断减少，导致消费和投资迅速缩减，从而引发了危机的“连锁反应”。

疫情所造成的需求减少也波及至全球资源和金融市场。WTI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创下-37.63美元历史最低点。之后，在西方国家逐渐恢复经济活动后，6月的原油价格才逐渐趋稳。

疫情给各国经济均带来严重冲击，世界范围内的“人”、“物”流动受到严格管控，各国经济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低迷状态。美国失业率达到战后最高水平，中国经济有史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欧洲部分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降幅甚至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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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给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一）疫情凸显全球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1. 疫情使全球供应链的“中断”

白皮书分析，现代供应链所具有的三大特性在此次疫情中均出现“中断”：（1）高效的全球化生产体系（较低的库存、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海外集约化生产）；（2）由陆海空形成的立体、高灵活性的物流体系；（3）人员的自由流动。

全球化生产体系受到冲击。如汽车产业，当前实行的是跨境生产流程的全球化分工体系，所生产的中间产品通过跨境物流网络进行交易，从而形成整个供应链。随着对中国产汽车零部件的依赖，疫情下中国零部件厂的停工停产也令日本、韩国、欧洲的整车制造企业停产。在复杂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组织中，如果特定零部件的生产基地过于集中，即使生产成本相对低，如果特定零部件生产停滞，也会影响供应链，对整个产品的生产造成影响。

白皮书中尤其指出了日本对中国产品和市场比较依赖的例子（译者注：后续可能针对这些行业的供应链会有调整），在运输设备和信息通讯设备领域，日本企业在海外（中国）组织生产的占比较高，中国子公司在销售额中的占比尤为显著。在上述两个行业，很多中间产品供应商都在中国设厂或建立了分支机构，或将中国制造企业纳入生产体系中，并形成了供应链。对运输设备而言，日本企业在中国采购比例很高；而在信息和通讯设备领域，从日本母公司采购的比例较高（在中国组装）。

从物流以及人员流动性看，疫情导致整个物流体系（陆地运输、海上运输、航空运输）的停滞，边境检疫和道路封锁，造成贸易的交易成本增加，导致贸易活动收缩。此外，由于人员流动受到限制，劳动力短缺也是物流停滞的主要原因。由于航班减少导致航空运输能力大大缩减，加之海关官员和边境工作人员上岗不足，导致物流延迟。人员流动性下降对生产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欧洲，受跨境自由流动受限的影响，跨境通勤受阻，造成农业季节性劳动力不足。

此外，由于人员的流动也伴随着财富和资金的流动，因此跨国界人员的流动也带动着跨国界贸易和投资的流动。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境人员流动性更弱，造成贸易成本上升，贸易和投资停滞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白皮书以汽车、IT产品、医疗物资以及食品等几个关键行业为例，分析了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影响：

2. 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有所增加

白皮书认为，随着口罩、防护服等防疫产品需求的“爆炸式”增长，医疗相关物资的短缺在各国变得愈发严重。于是，多国纷纷实施了“本国优先”的出口管制措施，从而对国际合作形成“离心”作用。在这种“离心”作用的影响下，疫情严重的地区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物资，有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无法抑制疫情的蔓延。

白皮书强调，中美贸易摩擦令双方贸易和投资规模均出现大幅下滑，其中也出现了东南亚对美国出口增加以及中国对周边国家投资多样化的态势。双方所实施的贸易限制性措施也给国际合作应对疫情带来了较大影响。然而，人们对多边框架的不信任并不局限于中美贸易摩擦，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越来越多对多边框架的不信任感，包括英国退出欧盟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停滞”。

3. 数字经济崛起，平台经济“激增”

白皮书分析认为，随着近年全球数字化产业的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数字贸易正在不断扩大，全社会IT化正在加速发展。从传统的价值链型到分层结构化正在加速推进。而超预期的网络效果也令平台经济和平台企业的“存在感”大幅提升。美国“平台”企业的净利润在10年内扩大了约5倍（市场占有率从6%增至13%）。受疫情影响，电子商务和在线交流的普及正在令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迅速发展。并且，为防范疫情而掌握感染者和接触者的信息，以及在线业务洽谈等数字化需求也大幅增加。白皮书提出，这种能够带来技术革新和推动社会数字化进程的“新冠科技”已呈蓬勃发展之势。但同时带来了有关隐私（数据安全）和公共卫生体系如何“并存”的争论。

（二）全球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白皮书认为，全球化是通过人、财、物、IDER（技术和数据）的跨国界流动产生的附加价值，这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原动力”。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ICT革命，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廉价的劳动力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转移（技术转让）相结合，从而推动了世界经济加速发展。

白皮书从人、物、IDER（技术和数据）移动成本下降的角度，将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20～1990年）：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运输革命导致物流成本下降，跨境生产地和消费地分离。其结果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取得快速发展。

第二阶段：在1990年左右的ICT（信息通信）革命背景下，IDER（技术和数据）等移动成本下降，生产过程被分离。其结果是，零部件（中间品）的国际贸易扩大，全球供应链快速发展。

第三阶段：在2015年左右数字技术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可以实现跨国界的虚拟人群的移动，实现以个人为单位的“任务”分离。世界范围内的“虚拟工作”正在实现。白皮书指出，新冠疫情正是在全球化“第三阶段”中爆发，令在线交流加速普及，从而加速实现这一阶段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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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挑战的贸易政策建议

1. 全球化“升级”

白皮书提出，仅依靠一个的国家应对是无法抑制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因此需要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合作，联合应对。但在应对过程中，各国对以往多边框架下的不信任感正在增加，因此在紧急情况下很多国家出台了“本国优先”的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在多个政府首脑和部长级会议中，维持国际合作“向心力”的动向仍在持续增强。因此，为了提高国际合作的“向心力”，解决世界性难题，需要对全球化进行“升级”。包括进一步强化G7、G20、OECD在内的各种国际合作框架，以及欧盟、东盟、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等区域性合作组织，GATT/WTO、TPP11、西非经济共同体、南共市等贸易层面的多双边组织以及贸易协定。

2. 建立注册商的供应链

在全球供应链中，生产过于向相对成本低且高效的生产基地集中，因此在紧急情况下较易出现供应链中断的风险。白皮书建议，需要建立能够灵活应对新危机的有“韧性”的供应链。为此，有必要考虑从“效率优先”型向“随机应变”型供应链的转换，包括根据物资类型的不同，建立危机发生时灵活应对的公私合作机制，以及实现采购的多样化和库存水平的合理化。

3. 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加速发展和人的交流方式的进化

为了抑制疫情的蔓延，各国不得不采取限制“面对面”社交活动的措施，为了跨越面对面交流的制约，数字技术开发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加速。因此，白皮书建议，将目前的“危机”视为社会变革的“良机”，利用远程工作促进数字技术的活用，以及人力资本的投资，随之而来的还有人的交流方式的进化。

4. 促进为应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社会性问题的投资

在应对疫情大流行以及诸多环境问题等全球性新危机和风险因素的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多方联合起来，进行积极的社会投资，从而在推动国际协调的同时，解决全球所面临的挑战，推动可持续发展。白皮书提出，社会问题既是商业上的挑战，也是机遇，通过对一些领域（经济增长和就业、能源、基础设施的产业化等）的投资也能够提高企业业绩。

5. 在推进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与新兴国家合作共创新业务

白皮书提出，当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已有所放缓，因此需要积极参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些有增长潜力的市场。在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国家，通过数字技术解决社会问题而获得高增长的企业正在不断增加。例如，在亚洲新兴国家，开发掌握感染者和接触者信息的应用程序备受推崇。白皮书认为，对于日本而言，通过对新兴市场国家资金、人力资源、技术的战略性投入，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共同创造新业务，推进“亚洲数字化转型”（ADX）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机工智库研究员 王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