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绿色复苏”路漫且曲

在4月22日参加“世界地球日”线上活动时，因发起环保运动而迅速走红的瑞典“气候少女”格蕾塔·通贝里表示，“后疫情时代”欧洲另选发展路径的机会浮现。她的意思是欧洲可以借助此次危机进一步推进“欧洲绿色协议”议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通贝里的发言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欧洲人的观点，他们对“欧盟复苏计划”能在欧洲经济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方面增添助力寄予厚望。

2019年12月2~15日，第二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绿色复苏”被寄予厚望

近日，“欧盟2021～2027年多年度财政框架”草案的公布再次推迟（原定于4月29日公布），因为欧盟各国领导人新近授权欧盟委员会在该框架内起草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冲击的经济复苏计划，其总金额预计将从目前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增至2%。在预算分配的问题上，多方呼吁应坚持今年1月欧委会公布的“欧洲绿色协议”（“绿色协议”），该计划致力于帮助欧盟国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主席坎芬呼吁，“欧盟复苏计划”应将救助资金优先拨给符合《巴黎气候协定》标准的公司，“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痛失改革良机，如若重新大规模投资航空、汽车、基建等领域却不要求它们绿色转型，我们就会再次犯下历史性错误”。

坎芬担忧欧盟可持续发展进程出现倒退不是没有原因。一方面，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欧盟成员国政府宣布的救助资金总规模已高达1.8万亿欧元。航空、汽车等高碳排放行业对政府因抗疫需要而放松融资条件的做法持欢迎态度，还向政府提出紧急援助要求。另一方面，丹麦、法国等国政府呼吁应以“绿色协议”为路线图“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复苏经济”，捷克、波兰、爱沙尼亚等国则以欧盟碳排放许可交易价格受疫情冲击波动加剧为由，提出推迟执行“绿色协议”以稳定市场预期。

针对这种状况，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夏弗丽雅特、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尔森、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特莱耶等学者共同发表声明呼吁，欧洲经济复苏要抵御“走老路的诱惑”。他们提出复苏计划要经得起“五大标准”的考验，包括：决策是否科学，抗疫公共支出扩张须有科学依据，尤其要合理平衡紧急救助与治理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间关系；经济韧性是否增强，经济、社会和生态须协同发展，尤其要防止新增基建项目加重下一代人的“碳排放负担”；公平性是否体现，政策要向较为脆弱的家庭、社群、地区和国家倾斜；转型是否持续，要引领可持续发展技术升级和应用，防止为破坏环境的行业提供补贴；规模是否合理，鉴于此次疫情影响较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更为严重，应拿出更多资金用于“绿色复苏”。

在“绿色复苏”的口号下，欧盟各方纷纷行动起来。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复苏计划”除修复疫情造成损害外，还将保障“绿色协议”执行，支持成员国能源结构改革将作为重中之重。坎芬牵头组建了包括79名欧洲议会议员、28个行业组织、37家大型公司、7个非政府组织、6所智库在内的“绿色复苏联盟”，宣布支持“后疫情时代”欧盟经济政策向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向倾斜。法国、意大利、丹麦等13个欧洲国家签署共同声明呼吁，将执行“绿色协议”作为经济复苏工作的中心，防止欧盟“囿于石化经济无法自拔”，增加对可再生能源、节能建筑、循环经济、生物多样性恢复等领域投资。

疫情中转型面临诸多困难

虽然欧盟在“绿色复苏”上雄心勃勃，但“后疫情时代”的欧洲经济要实现低碳化、生态化转型仍困难重重。

一方面，聚焦抗疫的欧盟机构要统筹兼顾已力不从心。EURACTIV网站日前披露的一份欧委会文件显示，即将公布的《欧委会2020年工作计划更新》将暂停“绿色协议”中部分计划的执行，原因是“它们与抗疫没有直接关系”。尽管欧委会反复强调“抗疫和执行‘绿色协议’不矛盾”，但其首席发言人马迈尔坦承，由于条件所限，欧委会只能调整工作优先顺序。欧洲气候和能源研究中心据此评估，“绿色复苏”将因“绿色协议”执行受阻而困难重重。

欧委会也缺乏足够的杠杆影响成员国财政尤其是抗疫资金的使用。例如德国联邦议院能源委员会就于4月28日表示，为保障抗疫能源需求，位于鲁尔工业区的达特尔恩4号火电站仍将如期投入运营，而《火电退出计划》立法程序受疫情影响则再次推迟。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核电和能源政策事务负责人迪科尔认为，在瑞典、奥地利等相继关闭国内全部火电设施的背景下，此举将使德国成为欧盟内使用火电的“顽固分子”，对法国、葡萄牙、希腊等承诺2030年前退出火电的国家释放出消极信号。然而欧盟机构对此却束手无策。

另一方面，欧盟团结因减排立场分歧扩大面临新挑战。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即将召开，在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问题上，国际社会对欧盟和中国寄予厚望。如果欧盟在6月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上不能就这一议题完成内部协调，就无法在9月的中欧峰会时发出统一的“欧洲声音”，COP26亦恐难达到预期效果。然而，中东欧成员国国民经济普遍严重依赖石化能源，对实现欧盟2050年前“零碳排放”目标颇有微词。相较于立场鲜明的反对，更麻烦的是部分成员国的“阳奉阴违”。欧委会要求成员国提交《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用于在6月峰会前协调内部立场。然而，保加利亚、希腊等七国“交了白卷”，“按时交卷”的德国、奥地利等国则被批评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开发可再生能源问题上“语焉不详”“标准过低”。不少成员国都将2050年前碳减排规模设为削减80%，与欧委会要求削减90%至100%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围绕“绿色协议”的相关争议还加剧了欧盟的分裂。继英国脱欧后，欧洲议会中右翼议员、罗马尼亚前总统伯塞斯库第一个站出来发出“脱欧威胁”。他曾表示，“相较应对气候变化，罗马尼亚的当务之急是建设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和加快教育、卫生系统的现代化”。他尖锐地批评，欧盟进行气候问题决策时未能充分考虑成员国发展水平的差异，极有可能加剧欧盟内部紧张，并终将导致两至三个成员国抱团离开欧盟。上述言论反映出，如何避免《绿色协议》沦为“形式大过实质”的权宜之计已成为欧洲实现“绿色复苏”雄心的最大考验。

“疫情终将过去，但全球变暖或将伴随我们一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这一发言给当前抗疫情和促复苏两线作战的欧洲人乃至全人类提了个醒：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疫情新考验之际，人类并不缺少防范气候危机的技术和经济手段，真正缺乏的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携手应对危机的政治意志和智慧。可以预见的是，无论道路如何曲折甚至反复，“后疫情时代”，“绿色增长”“绿色复苏”作为欧洲经济可持续转型的大方向不会变。

(作者：田原 中国《经济日报》主任记者)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