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回顾：投资步伐放缓，跨国并购大幅缩减

受全球整体经济增长动能疲弱，广泛的贸易摩擦不确定性等下行风险加剧的影响，2019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FDI）流量仍未从连续3年的下滑中复苏，总体规模基本与2018年持平。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初步统计数据，2019年全球FDI流量总额1.39万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约1%，这是FDI流量连续4年出现下滑，但步伐有所减缓。

2019年FDI规模再度收缩，主要是源于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总体减少6%左右，同时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也下降了近6%。由于2017年的税改促使美国跨国企业于2018年前两季度将累计的国外收益大规模汇回本国，导致当年全球FDI流量大幅缩水13%。因此2019年降幅的收窄，得益于美国税改引发的收益汇回效应的逐渐消减。

然而，在全球各国普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发达经济体增长难见起色的大背景下，投资者同时需要面对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诸多不确定性，导致商业投资信心低迷依旧，全球FDI流动的增长前景继续受到制约。

全球跨国并购规模几乎减半

2019年全球跨国并购规模总计4900亿美元，同比大幅下跌近40%，为2014年以来新低。跨国并购额萎缩最严重的是服务业，同比降低56%至2070亿美元，其次是制造业，下降19%至2490亿美元，初级部门下降14%至340亿美元；从行业细分来看，金融和保险业、化工行业的并购活动颓势最为明显。

此外，大型并购项目的减少也是并购总额大幅萎缩的重要原因。2019年，50亿美元以上的超大型并购项目由2018年的39个减至30个。以美国公司作为并购目标的交易仍是全球并购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国公司对美国标的企业的收购。同期，全球各经济体国内并购交易总额降幅为14%，远低于跨境交易降幅，延续了过去几年跨境扩张相对不受企业实体青睐的趋势。作为主要目的地的经济体增长动能疲弱降低了其市场吸引力，以美国、欧盟为首的经济体加紧对并购投资的审查与限制，同时，美国与多个国家的贸易争端、英国脱欧等重大风险，均打击了企业进行国际扩张的积极性。当然，目前非股权模式的国际生产增速超越了海外直接投资增速，特许权使用费、许可费等无形资产在跨国投资中愈发广泛的运用，也是跨国并购活动减少的一大原因之一。

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入仍处于历史低位

2019年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入由2018年的6830亿美元下降至6430亿美元，仅为2007年峰值的一半，处在历史低位。同时，以发达经济体国内资产为标的的跨国并购规模急剧下降近40%至4110亿美元，2019年宣布的绿地项目金额减少12%至3290亿美元，体现了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的资本支出疲软。

具体来看，欧盟的FDI流入依旧惨淡，全年同比下降15%至3050亿美元，多个国家的FDI流入状况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其中，荷兰、英国和西班牙的FDI流入均不同程度下降。受脱欧不确定性影响，全球对英国的跨国并购交易金额萎缩了近一半。得益于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规模跨国并购交易——日本制药企业对该国本土企业610亿美元的股权收购，爱尔兰的FDI流入激增并由负转正。法国、德国的FDI流入有所增加，但基本为跨国公司为应对经济放缓而采取的内部借贷活动。FDI规模相对稳定的是北美地区，总流量达到2980亿美元，基本与2018年持平。本国跨国企业更多的内部贷款使加拿大的FDI流入增长8%。美国呈现零增长，2019年入美FDI仅下降了1%至2510亿美元。其他发达经济体方面，整体FDI流入额下降30%至700亿美元，其中澳大利亚降幅较大，高达42%，主要为跨国并购交易额的大幅减少。

中国保持引资规模第二大国地位

2019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规模基本无变化，预计为6950亿美元，占全球FDI流量规模的一半以上。

亚洲地区来看，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资金额下降了6%至4730亿美元，主要源于东亚地区FDI流入规模下降21%。其中，受制于与日本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投资政策的变化，韩国吸引的资金大幅萎缩46%。中国的引资规模稳定在1400亿美元，中美贸易摩擦并未引发中国FDI流入的大幅下滑，依然占据全球十分之一以上，规模仅次于美国。

东南亚和南亚分别是亚洲地区第一和第二大增长引擎，增速分别达到19%（1770亿美元）和10%（600亿美元）。引资表现较好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印尼和印度，最具吸引力的行业分别为信息和通讯领域、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其中，新加坡以1100亿美元成为2019年第三大FDI流入国。受制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风险因素，西亚FDI流入下降15%至250亿美元。经济困境和美国制裁导致土耳其引资规模下降。贵金属行业的并购交易以及非油气产业的发展为沙特带来更多FDI。

从美洲地区来看，拉美地区整体FDI流入规模增长16%至1700亿美元。深陷经济问题的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FDI流入大幅减少，阿根廷更是因货币危机和对国际交易的限制性措施致使资金流入萎缩一半以上（63亿美元）。然而，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颓势被巴西、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的流入增长所抵消。巴西政府于2019年中启动的私有化计划促成了多笔国有资产私有化并购交易，推动其FDI流入大幅增长26%至750亿美元；另外三国的增长则受到高于区域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速以及采矿领域新的公共投资计划的支持，但2019年末爆发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将降低其2020年FDI流入预期。墨西哥新政府上台后针对外资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很大程度打击了投资者信心，但美加墨新贸易协定的签署提振了市场对美墨间加紧经济联系的预期，FDI流入小幅增长3%至350亿美元。

在非洲地区，持续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解决经济产出增长瓶颈的结构性改革进程缓慢，制约着非洲大陆的FDI流入增加，2019年仅增长3%至490亿美元。埃及仍是该大陆最大的外资流入国，非石油经济领域的重大投资推动该国引资规模提高5%（85亿美元）。尽管埃及保持增长，但北非整体FDI流入却下降了11%（140亿美元）。撒南非洲的引资额增长37%至55亿美元，得益于发达国家投资者撤资的减缓以及原油、矿产等资源开采及配套产业资金流入上涨的推动。作为该地区一直以来外资流入增速最快的国家，埃塞俄比亚2019年FDI流入有所下滑（25%），中国是该国的最大投资国，占比高达60%。

转型经济体FDI流入规模反弹，但跨国并购规模大幅缩减。继FDI流入状况持续两年低迷后，转型经济体2019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大幅增长65%，扩张至570亿美元。一方面，俄罗斯近年来一直通过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提高抵御制裁负面冲击的能力，宏观经济稳定性自危机以来持续提高，加上欧美国家并未加大制裁力度，俄面临的内外部金融环境得以改善。由于欧亚地区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层面对俄有较强依赖性，俄整体状况的改善也促进了欧亚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基础上，作为该地区主要引资领域的资源型行业FDI流入态势向好。加上中亚国家为代表的欧亚地区经济体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加大引资力度等改革措施，共同推动欧亚地区FDI流入规模激增82%至490亿美元。

另外，欧盟国家经济增长放缓阻碍了其对东南欧经济体投资的扩张，但东南欧国家良好的经济状况及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合作，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投资增长部分抵消了来自欧盟资金的低迷。2019年流入该地区国家FDI稳定在74亿美元，其中流入塞尔维亚FDI增长6%至44亿美元。然而，与强劲的FDI流入相反的是，2019年转型经济体接受的跨国并购投资下滑达46%至14亿美元，为2015年以来最低水平。由于该地区国家希望通过吸引外资改善工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技术水平并促进产业多样化发展，因此东道国投资政策更鼓励和优惠新建投资设厂，绿地投资有望成为转型经济体未来FDI流入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