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媒体：疫情危中有机，或引发新一波国际合作

《约旦时报》3月10日报道评论文章，新冠肺炎对国际合作意味着什么。

纵观历史，危机和人类进步往往相伴而行。尽管日益严重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可能会加重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加速全球化的后退，但它的爆发也可能引发二战后出现的那种新一波国际合作。

新冠肺炎可能不仅会成为一场巨大的健康危机，还会成为一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危机。最明显的是，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世界应如何组织起来应对流行病的威胁。它也会影响人们对全球化的看法，这种看法对国际合作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

五十年来日益增强的互联性，为全球商品、服务、资金、思想、数据和人员的大规模跨境流动打开了大门。尽管全球化本身并不新鲜，但当前全球化的规模和范围扩大，世界前所未有地相互依存，因此也变得脆弱。

当今全球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外观和运作方式都像一个轮辐式网络，其中所有节点都被非常短的距离分隔开，基本功能集中在大型枢纽中。例如，金融活动集中在美国，而中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这种结构的目标是通过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的确，它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尽管它也导致了许多国家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和相关的社会问题。

然而，互联互通也带来了巨大的、但往往是隐藏的灾难风险。这是因为互联互通增加了统计学家所称的“肥胖倾向”，即金融危机、核浩劫、人工智能、全球变暖、破坏性生物技术和流行病等本质上无法量化的极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由于关键职能角色高度集中，整个网络联系如此紧密，对美国或中国等中心枢纽的冲击可能很快变成系统性瘫痪。对中心枢纽的依赖产生了系统性风险，因为枢纽构成了单点故障，而枢纽和节点之间的紧密互联放大了级联故障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起源于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以及为什么开始爆发于中国的新冠肺炎迅速成为一场全球健康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这场正在演变的灾难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政治趋势。

首先，这场危机可能促使各国采取行动，减少全球联系，包括旅游、贸易和金融、数字和数据流动。在许多领域，人们可能本能地要求更多的隔离。通过地毯式隔离寻求保护将误入歧途，适得其反。但在新冠病毒肆虐情况下，社区确实可以通过采取缓解措施（如关闭学校和企业、禁止公众集会以及在危机持续期间限制公共交通等），自主地减少连通性，从而帮助遏制新冠肺炎威胁。

这些严厉的措施将带来高昂的短期经济和社会代价，并带来不可否认的实践和道德挑战。事后看来，它们可能是不必要的。但正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测危机的蔓延，我们才要尽早采取积极行动。正如数学家、风险专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指数增长一开始看上去似乎是线性的，政策制定者的过度反应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这是一个战术上而非战略上的考虑：目标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建立更强的稳健性。当风险具有潜在的破坏性时，系统性生存必须取代效率考虑。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金融领域较高资本要求的宏观审慎缓冲措施。

新冠肺炎大流行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似之处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两者都有特征出现、路径依赖、反馈回路、临界点和非线性。这两者都带来了由极端不确定性主导的灾难性“肥尾”风险，并呼吁避免依赖已知概率分布的传统成本效益分析，转而采取大幅缓解措施以减少风险。重要的是，它们都强调了更密切的前瞻性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威胁的必要性。

事实上，扩大全球合作是当前危机中可能出现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政治趋势。尽管这听起来可能与人们对全球化的高度怀疑不一致，但必要的改革实际上可以综合这两种趋势。大流行预防和控制是全球公共产品，实现它需要加强全球协调以及适应性、临时性和协调性脱钩。

首先，有必要也有机会引入全球性的“熔断机制”，以便及早隔离系统性风险，防止其扩散。如果这些机制清晰、透明，预先设计嵌入一个使其合法化和不断更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它们将是最有效的。例如，各国政府可以制定和通过共同的议定书，在可能发生大流行的情况下实施临时旅行和贸易限制，并由全球商定的预警系统和行动阈值提供支持。

此外，希望国际社会能在包括金融、价值链、食品供应和公共卫生在内的复杂系统中建立功能冗余，以防止中心枢纽成为瓶颈，并确保单个故障不会造成系统崩溃。尽管这将导致以牺牲效率、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为代价进行一些回流和去集中化，但目标不是闭关自守，而是通过多样化降低风险。

人类必须组织起来，以减轻与气候变化、流行病、生物恐怖和失控的人工智能相关的“肥尾”风险。尽管这需要一个历史性的飞跃，但重大危机往往会为激进改革打开政治空间。恰恰在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退却之际，或许新冠肺炎所引发的恐惧和损失，将鼓励人们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全球化模式。（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