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对拉丁美洲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扩张的影响

摘要：本研究探讨金融开放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为此选用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作为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代理变量，并选取1980—2014年10个拉丁美洲国家做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短期内人均产出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有正向影响，而长期内金融开放程度和一般政府人均资本存量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有正向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煤炭和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然而，这些资源的密集使用对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并加剧了气候变化。为了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依靠可靠、可负担和经济上可行的可再生能源服务至关重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07)。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增加了能源结构的多样化，减少了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加强了能源安全(Rifkin，2011)。改进可再生能源技术被认为是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解决办法。许多国家一直在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这一过程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巴西于1973年建成了水电站，1975年建成了生物燃料；乌拉圭、巴拉圭在1973年也建了水电站；阿根廷在1998年建了生物质、沼气、水电厂、地热、风能、海浪和光伏电站，委内瑞拉在2001年建了水电站(IRENA，2016)。在拉丁美洲，2013年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35%(Koengkan，2018)，2000年至2013年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长了13%(Koengkan、Fuinhas & Marques，2019)。

拉丁美洲的金融自由化经历了不同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时期，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占了上风，导致公共银行管理不善、金融系统萎缩等问题凸显，进而使显著提升金融成本（La Torre、Ize & Schmukler，2012）。20世纪80年代是滞胀加速的时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它包括1982年至1989年的债务危机（Aizenman，2005），并见证了经济政策管理的变化。美国为解决拉美债务危机而制定的“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在上世纪90年代初恢复了该地区的外资流入。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全面的经济改革。例如，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实施了经济稳定计划，并通过对一些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启动了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Aizenman，2005）。这些改革促进了拉丁美洲的资本流动（从20世纪80年代的40%到90年代的75%）（Aizenman，2005）。

本文研究的中心问题：金融开放对拉丁美洲可再生能源投资有何影响？具体而言包括：(a)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如何解释？(b)各个变量间内在因果关系如何？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文章选取1980—2014年10个拉美国家做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自回归分布滞后纠错模型，进行了面板向量自回归和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文章结构具体如下：第2节回顾相关文献；第3节介绍了数据和采用的方法；实证分析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分别在第4节和第5节中论述，并在第6节中进行了讨论；第七节总结和讨论政策影响。

文章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人均产出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有正向影响。从长期来看，金融开放和人均一般政府资本存量都具有正向效应。金融开放对可再生能源投资产生积极影响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它降低了融资成本。较低成本增加了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促进了经济活动和能源消费，从而促进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下列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可再生能源投资与人均产出；金融开放和可再生能源投资；人均政府资本存量和可再生能源投资；人均产出和金融开放；最后是人均政府总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文章建议拉丁美洲地区的金融机构应利用金融开放促进公共/私人资本存量的增加，并加大对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研究和发展活动的投资。这可能导致国内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与环境有关的活动。此外，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实施的政策不仅要鼓励金融机构参与资助致力于低环境影响项目的小微企业，而且要增加家庭对绿色消费的偏好。

原文信息：Koengkan M, Fuinhas J A, Vieira I. Effects of financial openness o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s expansion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 & Investment, 2020, 10(1): 65-82.

获取地址：https://doi.org/10.1080/20430795.2019.1665379

（本文转载自 微信ID econ_latinamerica 拉美经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