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应对文化差异 助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

2017年4月20日

文化是各民族、宗教和社会组织承袭下来的相对不变的社会信仰和习俗，它通常引导着人类价值观的形成和社会政策的实施。文化本身并没有风险，但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会影响国家和个体间的相互交流，进而给跨国投资和贸易合作带来风险。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横跨亚欧大陆的65个国家，影响范围涉及亚欧非等多个地区，而“一带一路”作为东西方文化融合和交叉的重要地带，国家或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十分密切，与之伴随的文化冲突也一定程度上在增加，这使得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合作机遇与风险并存。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差异显著存在

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将对外交流与合作重心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对外文化认知也主要在美欧地区。同期，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语言、宗教和其他文化特性认知相对偏少，影响了对地区文化差异及可能存在的风险的了解。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语言交流差异明显存在，被接受的通行语言过于单一。长期以来，对世界主导国家——美国的过度关注，使中国将英语作为国民的第一外语，而对“一带一路”国家官方语言的学习和使用相对偏少。与此同时，中国将对外汉语传播的重心也集中在美国等，忽视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传播。据国家汉办统计，截至2015年，中国在美国建立了109所孔子学院和494个孔子课堂；同期在俄罗斯仅建立了17所孔子学院和5个孔子课堂，差异十分明显。语言沟通、学习和传播问题直接制约了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区域合作。

第二，国家和地区间的宗教信仰差异最为突出，对宗教风险认识和探究不足。据美国World Factbook对各国宗教的统计，在“一带一路”65个国家两两之间，仅有28.6%的国家有相同的官方宗教，宗教差异显著存在。其中，中国有52.2%的人没有明确宗教信仰，仅有5.1%的人信奉基督教，1.8%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宗教集中度偏低；同期“一带一路”绝大多数国家宗教集中度则偏高，如沙特阿拉伯100%国民信奉伊斯兰教。而且“一带一路”各地区的主流宗教也差异明显，如中东欧以基督教为主，西亚以伊斯兰教为主，南亚以佛教和印度教为主等，突出的宗教差异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面临潜在运行风险。

第三，国家间的国民价值观差异十分明显。据霍夫斯泰德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价值观的评估，有90%以上国家的国民比中国更厌恶风险，尤其是中亚、中东欧和西亚国家的国民均高度厌恶风险，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中国偏低。同时，几乎所有国家都比中国更强调个性主义文化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即更强调市场竞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和决定作用。文化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对区域合作和经济利益的观点存在不同，影响双边经济合作意愿和倾向。

国家文化差异对“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风险不可忽略

第一，文化差异会通过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认知差异，提高“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交易成本，抑制跨境投资与合作扩大。由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汉语推广和区域性关键语言学习建设上的相对滞后，导致跨境投资和经贸合作交流会因语言理解差异等产生认知障碍，实际交易成本提高。同时，“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宗教信仰差异，也会使二者对投资利益、金融利息、合同规则等出现不同认识，进一步造成交易障碍，抑制跨境区域合作。

第二，文化差异通过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熟悉程度”，带来更多信息壁垒和信息摩擦，合作双方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预期增大，抑制相互投资与合作。长期以来，对欧美国家的关注，使中国更了解和认同西方国家文化，如中国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就多于伊斯兰教文化，使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已有合作相比“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更多。而巨大的文化和宗教差异使包括中国民间企业在内的投资主体，至今仍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信心偏低，不确定性风险预期偏大，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扩大。

第三，文化差异通过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民价值观，限制二者的合作意愿与动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差异不仅会影响合作双方对自身地位的重视程度和利益要求，增加双方的不信任程度，更会影响双方合作意愿与对最终目标的要求程度，最终抑制相互合作的正常发展。

“一带一路”中的大国博弈使文化差异的风险无形增大

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时，不仅面临与“一带一路”成员方的文化差异影响，更受到部分国家背后的大国利益博弈影响，使文化差异产生的附加风险进一步扩大。目前除中国外，“一带一路”涉及的大国主要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欧盟和中东地区大国，其中美俄印三国与中国的竞争与合作产生的连锁影响和风险最大。

中美大国博弈涉及整个“一带一路”，产生的风险尤为突出。美国不仅在亚太地区提出亚太再平衡和印亚太再平衡战略，更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前就专门在中亚地区，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大中亚”战略及“美国与中亚五国的‘5+1’新机制”，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和控制。同时，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主要信奉基督教，且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关系密切，使美国在“一带一路”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巨大，其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政策作用，很可能放大文化差异对“一带一路”战略的不利影响和风险。

俄罗斯与印度分别是影响“一带”和“一路”区内合作的重要大国，二者也可能影响文化差异的风险扩大。“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是中亚和中东欧国家，而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宗教、习俗和文化特征相似，有天然的历史联系，一直以来俄罗斯都将该地区作为自身传统势力影响范围，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向这一地区的延伸，不仅会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形成竞争，还会影响其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导致冲突。而“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南亚和东南亚，作为该地区最大的国家，印度对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有一定影响力，而南亚也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点地区，中巴瓜达尔港和中印孟缅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上的示范工程，但这种合作因为中印两国对“一带一路”认识上的差异，引起印度对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担忧，使印度以“香料之路”和“季风计划”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从而放大了文化差异对经济合作的不利影响。

中国应主动采取措施巧妙化解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

由于文化是一国长期形成的社会信仰与主要习俗，因此文化差异在短期内很难改变，直接通过减少国家文化差异降低区域合作风险，对中国而言不现实。这就需要从政治和经济协调视角寻找合适路径，化解文化差异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可能风险。

尽快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官方协调和磋商机制，适时邀请美欧等大国参与。文化和宗教差异带来的国际争端更多时候需要通过国家间的官方政治协调来解决。中国可以参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和央行行长及财政部长会议等协调机制，主动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定期领导人和具体行政部门的部长级磋商会议和协调机制，最终以政治协调治理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国内经济制度改革和市场规范化建设，弘扬本土的企业家精神。与“一带一路”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竞争文化的偏好较低；经济合作中的等级要求更高；企业投资对不确定性风险更为偏好；对合作中的规则化和规范化强调少；如此等等。因此，一方面要辩证吸收外来经济文化的优秀成果，进一步加快国内经济制度改革，强调竞争性文化的培育，积极弘扬本土企业家精神，引导民营企业加深对“一带一路”国家文化和经济实际的认识。另一方面，更要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和逐步融合，用经济文化交融来带动地区经贸发展，深入实施规制化、规范化、控制风险等方面的建设，拓展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的广度与深度。

继续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以相互依赖化解文化差异风险。基于本国利益，无论是基督教国家还是伊斯兰教国家，都支持中国增加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入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动员更多资金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尽快实现域内的互联互通，为各国经济增长注入长久动力，形成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的良性互动，增强各国社会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度，以相互依赖化解文化差异风险，降低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

积极推进汉语在“一带一路”的有效传播，有针对性地扩大国内对关键语言的培养体系投资和建设。中国应充分利用国内的“一带一路”关键国家语言人才资源，加大孔子学院与孔子学堂在中亚、南亚、西亚及中东欧国家的开设力度，扩大汉语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培养和传播。同时，在国内高校和各级社科院加大对“一带一路”关键国家语言专业人才的支持和政策偏向，适时开设相关语言专业，加大与“一带一路”国家高校教师的交流和语言培养合作，化解语言障碍带来的风险。

引导和激励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宗教风险的研究，尤其是就主要宗教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展开深入探讨。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力度研究“一带一路”中三大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对各地区的区域合作的影响程度和具体差异，尤其是宗教对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领域产生的连锁反应及其具体路径，提前做好应对策略和措施研究，最终降低宗教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和政治争端。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威 黄晓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

责编：张文齐